今天中國的省份名稱，許多是以名山大川命名，彼此不乏對應的稱呼。譬如太行山分隔開“山東”、“山西”，黃河區分了“河南”、“河北”，連洞庭湖南北也有“湖南”、“湖北”，但偏偏作為國內第一大河的長江，因之命名的只有“江西”，卻無對稱的“江東”，這是怎么回事呢？

從大變小的“江東”

“江西”這一名稱，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初政區實行州、縣二級制，由于州的數量太多（達300多個），中央政府管理起來很麻煩。據說唐太宗李世民苦于記各州長官們的名字，只好將他們都寫在屏風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貞觀元年（627），便將天下分為十個監察區，稱“道”。其中北方、南方各五道，人稱“貞觀十道”。

貞觀十道中的江南道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西至今貴州、東至海的整個華中地區。“貞觀十道”尤其是江南道的范圍過于廣袤，各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差異頗大。到了開元二十一年（733），風流天子唐玄宗遂將道的數目增加一半，達到15個。江南道從西到東依次被分為黔中道（治所今四川彭水）、江南西道（治豫章，今南昌）、江南東道（治吳縣，今蘇州）。今日的“江西”之名即是取了“江南西道”的簡稱。

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之勢已成。節鎮（北方多叫節度使，南方多叫觀察使）取代了道的地位，結合各地的半割據狀態，朝廷又把江南東道再分為浙西（今蘇南及浙江錢塘江以北）、浙東（今浙江錢塘江以南）、宣歙（今皖南）、福建四個觀察使轄區（俗稱仍為“道”）。

一分為四的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

經過五代的短暫分裂，宋代改“道”為“路”，與“江西”相對的“江東”又“復活”了。但這一時期的江南東路轄區已大大縮小，實即唐代的宣歙觀察使轄區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區，鑒于這一地區沒有大城市，所以把五代十國南唐故都升州（江寧府，今南京）從兩浙（西）路析出，并入江南東路作為首府（轉運使駐地）。

元代統治者發明了行中書省，是中國行政區劃史上的一大變革，其名稱一直延續至今。在行省制度下，宋代的江南西路換個馬甲又成了江西行省。命運多舛的江南東路就沒這么好福氣了，雖然一度被改為江東宣慰司，但隨著元朝對南宋故地統治的鞏固，江南東路就與兩浙東路、兩浙西路、福建路一道劃入了新成立的江浙行省。

元代的江浙行省與江西行省

消失的“江東”與龐大的南直隸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南京應天府。明代改前元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習稱仍為“行省”），江西行省因之改為江西布政使司而延續。但明朝也不曾恢復故宋的“江東”，而是以應天府所在周邊區域為“直隸”。于是太湖流域的財富之區盡屬直隸，舊兩浙西路只剩下治所杭州府與各方面均無足輕重的嚴州府（屬今杭州市），與舊兩浙東路合建浙江省。

由于鳳陽是朱元璋的桑梓之地，也是祖先陵寢所在，太祖皇帝的鄉土觀念使得明初的“直隸”北界竟越過了淮河，大體上囊括了宋代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西路的廣闊區域。大概朱元璋自己也覺得這個直隸著實大得離譜，于是一開始就將原江南東路的信州府（今上饒）等地改隸江西省，洪武十四年（1381）又將舊兩浙西路的湖州、嘉興兩府還屬浙江省。

隨著明成祖把首都遷往北京順天府，改北平行省為（北）直隸，南京降為留都，管轄區域相應改為南直隸（今安徽省、江蘇省與上海市），遂形成明朝所謂（南北）兩京十三省的體制，而只剩下形影相吊的“江（南）西”。

整合宋代多路的南直隸大體范圍

以往歷朝歷代的留都，多只是榮譽上的虛銜，不曾設有與都城一樣完整的行政機構，“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京，僅命留守”。而明朝的留都南京卻同樣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機構，“設二都于南京與北京，造就了兩個都市區，從而將中原的兩端均置于國都的直接管理之下。這是中國中央集權化的重要步驟。”

兩京制度下的留都機構設置同于北京，只在前面加上“南京”二字，設有宗人府及（南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建制同北京明朝中央的六部無甚差別。通常有一尚書總領五侍郎留陪都，以南京兵書尚書專任參贊機務，與勛臣擔任的南京守備及守備太監一起構成留都權力核心。

南京官員名義上是“京官”，與地方各級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等官不同，但就職權范圍而言，僅限于南京及所轄南直隸地區，對其他地區事情無過問權，更無指揮權，實與其他行省無異。南京六部官員多為閑職，稱為“吏隱”，如景泰年間，何喬新任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明代中后期之后，“大臣有不合目忌之者，即打發至南京”，南京各衙門更是淪為政爭失勢者的收容所。

雖然如此，遷都后南京政治地位的降低只是相對京師（北京）而言，作為兩京之一，南京實際上是明朝的一個備選首都。土木堡之變時徐有貞等人就曾主張南遷；崇禎末年，在與滿洲及農民軍作戰屢敗時，北京岌岌可危時連崇禎帝的皇后也說“我們在南邊還有一個家”。最后，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當年四月初八，消息傳到南京，僅過了一個月（五月十五），利用南直隸完備的機構設置，南明弘光政權就成立了。

“江南西”與“江南”并稱“兩江”

清朝入關之初，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區劃和建制。明代十三省全部照舊。但是清王朝卻面臨著一個過于龐大的南直隸：“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九十六”；“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由于南直隸對明王朝的地位特殊，因此清朝的統治者也對這個問題很敏感。

攝政王多爾袞鄭重地召開過御前會議，令“九卿、科道會議江南設官因革裁并事宜”。會上居然出現七種主張，從“議立都督府，以親王領之”到“六部堂官俱應分設如行在例”，統統主張規格高于行省。但這些意見不合最高統治者的胃口，多爾袞下令，以明南直隸的轄區為范圍，“著改為江南省”；應天府尹，亦貶為江寧知府。

新鮮出爐的“江南省”其實名不副實。在黃河奪淮改道后，“江南省”的北界居然在黃河以北！恐怕稱作“河北省”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了。無論如何，“江南徐州府”的稱謂聽上去都頗為滑稽。相比之下，“江南省”四分之三的轄區在長江以北反倒尚在其次了。

與明代不同，清代的總督、巡撫漸成常設之職，明代主管錢谷的布政使與主管刑名的按察使反成其屬官。尤其總督往往兼轄數省，儼然封疆大吏。除了天子腳下的直隸總督外，“地居藩首”的正是兩江總督（1649年設），所謂“兩江”，今天往往被誤解為江蘇與浙江，其實不然，指的即是江西省與江南省。前者大體沿襲了唐宋的江南西道（路）；后者雖然和宋代的江南東路一樣都以今天的南京為治所，轄區卻遠遠過之。按說“江南西”本就屬于“江南”，如今兩者卻成了并列關系，令人啼笑皆非。

兩江總督轄區

最后，這個臃腫的江南省到了清朝統治者也感覺太大的地步，其勢不得不分。幾經改動之后，康熙六年（1667），清廷下令“江南、陜西、湖廣三省，俱有布政使各二員，駐扎各處分理”。

江南省東西二分為江蘇、安徽，各具其古人眼中所謂的形勝關隘，省域內淮北江南貧瘠富裕，又能相互搭配。但與陜西分拆陜西、甘肅，湖廣分拆湖南、湖北不同。江蘇、安徽兩省仍然是剪不清理還亂的關系：兩江總督與安徽布政使、江蘇按察使同駐江寧城，江蘇巡撫與江蘇布政使同駐蘇州城，安徽巡撫與安徽按察使同駐安慶城。

若以巡撫為準，安徽的省會是安慶；而以布政使為標準，安徽之省會又搬到了江寧（南京）。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遷往安慶，安徽省會才算最終敲定。結果安徽省政府異地辦公的問題是解決了，但在此同時，江寧城里又多出一員“江寧布政使”，管轄江蘇境內的江寧府與江北州縣，又產生了清代江蘇省有兩個省會（江寧、蘇州）的奇特現象。

康熙六年江南分省

事情還有下文。1905年，清末“新政”，因海運大興，清廷裁撤在淮安府的漕運總督，卻又借口“江北地方遼闊，宜有重鎮”，將漕運總督改為江淮巡撫，轄“江寧布政使所屬之江（寧）淮（安）揚（州）徐（州）四府”，繼江南省一分為二之后，似乎江蘇省也一分為二了——這等于宣布兩江總督在江蘇無地可轄，實際被完全架空，自然引起時任兩江總督周馥為首的官僚群起反對，竟迫使清廷收回成命，江淮省從設立到廢除，只有短短三個月，形如兒戲一般。

旋立旋廢的江淮省

時至今日，唐代的江南東道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行政區劃調整莫過于上海市的分立，唐代江南東道的治所蘇州遂一分為三；松江府與母體嘉興府分隸滬、浙；而秀州（嘉興）與母體蘇州又各屬浙江、江蘇。由此可見，相比江南東道千余年來令人炫目的分分合合，“江西”之名傳承千年以上，所指地域也基本穩定，反倒成為一個異數了。

分屬江浙滬的唐代江南東道首府蘇州

參考文獻：

1、張明庚、張明聚：《中國歷代行政區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

2、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

3、朱曉艷：《明代兩京制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