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是什么？“官”字為何有兩個口？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上解釋：一是政府機關或軍隊中經過任命的、一定等級以上的公職人員；二是舊時稱屬于政府或者公家的，如官辦、官費等。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官就是人們說的“領導”、“頭頭”、“干部”等等稱謂。而“官”字兩個口，有人解釋是，一個用來公款吃喝，一個用來訓斥百姓。這里暫且不講訓斥百姓，要講一講公款吃喝。

在古代中國，官場上的公款吃喝接待由來已久。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劉備在桃園結義后，與關羽、張飛一起參與討伐黃巾起義軍，大小打了30余仗，立了累累戰功，卻只被封了一個縣尉官職。有一次，督郵路過這個縣，劉備既沒有送禮，更是招待吃喝不周，督郵便故意刁難，逼迫縣衙的工作人員指控劉備欺壓百姓。張飛得知后大怒，將督郵揪出館驛，痛打一頓，然后劉、關、張三人辭官走人，另謀發展。古代官場吃喝風盛行由此可見一斑。

古往今來，動用公款吃喝風一直是中國古代官場中的久治不愈的一大痼疾頑癥。在古代官場上，動用公款招待過往官員和吃喝送禮，更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負擔。當時，有關的禮儀規格和接待標準，朝廷雖然早有明文規定，但各地官場都不執行，而且競相攀比，水漲船高。盡管幾千年來，公款吃喝風極大地損害了各級官員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為各級官員的生存法則。

周公的《周禮·天官》中說：“凡王之饋，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他對不同等級的配肴上菜、擺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間歌舞助興等都作了具體規定。所以宴樂的排場從來都是彰顯地位的方式，宴會上的庭食千品，旨酒萬鐘，以及鐘鼓鏗鏘，管弦曄煜，都是他們貴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后皇帝登基有元會宴，建號改元有定鼎宴，皇帝祝壽有萬壽宴，其它如鹿鳴宴、瓊林宴、燒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后，則出現了官員們的餞別、接風的宴會，《漢書》也說：西漢后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國古代官員送往迎來都非常重視接待時的排場。

中國古代官員送往迎來都非常重視接待時的排場，而且為了博得上級領導的歡心以求得升遷，或出于利益關系而互相結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會伴隨著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據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置了稱為“送故主簿”的專職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這就是官員下鄉檢查工作時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謂的公款吃喝，常常又會攤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間，人們常戲稱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來是驚天動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歡天喜地。

唐朝詩人李紳以“憫農詩”知名于世，他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但以后他卻“漸次豪奢”起來。據《本事詩》記載：曾官任司空的李紳，曾邀好友劉禹錫“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鬟髯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紳因以妓贈之。奢侈的宴樂已經是他“司空見慣渾閑事”了。而且還有記載說李紳愛吃雞舌，每餐一盤，耗費活雞三百多只，院后宰殺的雞堆積如山！

古代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則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據《宋史》記載：宋朝還有“旬設”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費宴犒。《職制令》還規定：“國信使傳宣使命，準許赴公筵；因點檢或議公事也許赴酒食；各發運司監司遇圣節許赴公筵；巡歷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費并依例聽受。”又規定，“各監司及其官屬、帥司等處，及其所差干辦公事官，于廨宇所在，應赴筵會而赴者，聽送酒食”，朝廷定制撥付茶宴費。《文獻通考》說：宋孝宗時，平江太守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常用公費請客。“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而按照《異聞總錄》所載：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揚，在京師買了故王太尉遺屬出讓的二手房產，“才為錢三千緡”。如此利潤，自然大大地推動了公私飲食行業的發展，《東京夢華錄》記載：飯店“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辦”；《東坡七集·奏議》中說：官營酒坊也為招徠生意，“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即博彩）買酒牌子”。

在宋朝，官員吃喝過了還有禮物可拿。據《朝野雜記》記載：兩宋時各衙門支用公使錢宴請迎送有明賬，叫“公使苞苴”，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統計：慶歷三年，以渭州政府為例，除支應過往以外，本署官員動用公使錢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會，加一次有表演的“張樂”。

比起宋朝，明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明代萬歷年間朝廷重臣張居正有一次回家奔喪，為了讓這位宰相大人旅途舒適，真定知府錢普專門命人為其制作了一座豪華的轎子：轎前有好幾重門，門后有考究的寢室以供休息；兩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別有一名童子，專門負責打扇焚香。就這樣，三十二名轎夫抬著張居正，浩浩蕩蕩一路南下。由于聽說張居正喜歡美食，每到一地，當地官員都會投其所好，將上百道珍饈美味呈送到飯桌上。可是面對這一切，張居正居然感慨沒有下箸之處。幸好錢普是無錫人，能燒得一手吳地菜肴。當張居正吃到錢普親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滿意地說：“我一路走到這兒，才算吃了一頓飽飯。”

然而，當時只是七品縣令的海瑞卻不吃這一套。有一次，海瑞的頂頭上司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帶了一大批隨從經過淳安縣，住在驛館。海瑞規定，不管來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這個驕橫的“官二代”見小小的淳安縣令竟敢對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發雷霆，居然命人把驛吏捆綁起來，倒吊在梁上。海瑞聽說后，立即帶著差役趕到驛館，喝令將那胡公子一行抓起來。他說，胡總督早有吩咐，要各縣招待過往官吏時不得鋪張浪費，所以現在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說罷便將他們痛打一頓，趕出了縣境。

清代初年，朝廷接受了明代吏治腐敗的教訓，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費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員或下級則不得宴請和饋贈。但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官場上的接待同樣成為腐敗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祿較低，為了滿足私欲，他們往往將放外任或者出京辦差視為撈錢的好機會。而地方官員也樂得投其所好，以謀求仕途的升遷。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地方官和下級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錢，還得對京官和上級有常年孝敬。這種現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連朝廷也只能默許其繼續存在，否則就會觸動整個官僚體系的利益。

但是，歷朝歷代對于動用公款吃喝風并不是沒有懲處的規定。早在漢代，朝廷就出臺了一系列有關官員接待方面的規章制度。可以說，在當時這些制度都是比較嚴格的。據有關資料記載，漢代規定，接待外出執行公務官員時，官員的級別不同，標準也不同。級別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級別低的則只有少許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漢代以來，隨著各級機構的不斷擴充，中央與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間的公務往來也不斷增多，從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場接待文化。

據《后漢書》記載：“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大家熱衷于應酬送禮，哪里還有心思辦公？所以，歷朝歷代也有不少限制公費吃喝的規定。漢景帝時有法令，官員到任、離職及巡視時接受宴請，都應交伙食費，否則免官。北魏獻文帝時，官員到地方巡視，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協從罪論。

據《慶元條法事類》記載：兩宋時除規定“諸道守任臣僚，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而對于官員吃喝時妓樂助興，朝廷更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經過應官侍者”外，各州縣官“非遇圣節及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十”；《職制敕》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劉藻，因“在任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干道五年，新知峽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內“日事飲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陸游，因“燕飲頹放”被撤職；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呂與祠祿官范成大、胡元質常相聚宴，“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宋孝宗怒而詘之。”

清朝的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9年1月，林則徐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啟程離京時，這位欽差大臣所發出的第一道公文就是針對公款吃喝風的《傳牌》：“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糜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須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參”。此令一出，各地官場頓時一片嘩然。

作為清朝的一代廉臣，林則徐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場吃喝風氣，在上任途中，事先發出《傳牌》，杜絕一切接待饋贈。與一些高官上任時動輒前呼后擁不同的是，堂堂的欽差大人林則徐輕車簡從，隨從人員“惟頂馬一弁，跟丁六名，廚丁小夫共三名”，沒有帶一名官員或供事書吏。就這樣，身為朝廷的欽差大的林則徐，動用手中權力禁絕官場的吃喝接待，并能夠堅持原則，嚴辦個別違規者，才使自己沒有被官場的這種不良風氣所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