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城，被譽為中國古代第一軍事工程。它始建于周朝，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是最早的關于長城的典故。早在公元前7世紀的春秋時代，楚國最早修筑了防御別國入侵的“楚方城”，揭開了中國歷史上記載的長城修建的帷幕;戰國時期的齊、魏、趙、秦、燕和中山等國也相繼修建了“諸侯互防長城”。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修筑長城的狂潮，動用了近百萬勞動力修筑長城，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東漢哲學家桓譚在《新論》中載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筑長城以分之。” 漢朝繼續對長城進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襲。從漢文帝到漢宣帝，筑成了一條西起大宛貳師城、東至鴨綠江北岸、全長近一萬公里的長城，其中在位時間最長的漢武帝更是修筑長城的積極推動者。此后的東漢、北朝、隋朝等也沒有停歇下來，這其中僅隋楊堅父子統治的38年里就曾大規模修建過5次之多。

后到宋朝時期，宋太祖宋太宗兄弟都是修筑長城的積極倡導者，據史學家考證：現在位于山西忻州市岢嵐縣境內的宋代長城，乃是楊業之妻佘太君的從弟、宋朝名將折御卿所修筑。到了明朝，再次創造了修筑長城的高潮，現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長城，主要由張居正部下戚繼光所督筑。至清朝，清康熙帝下令：永不筑長城。至此，大規模修筑長城才告一段落。盡管如此，小打小鬧卻始終沒有停歇，并沒有做到所謂的“棄長城而不用”：康乾年間的清政府曾修筑長城個別關口和城墻，對山海關等重要關口和長城段，都有相當規模的修繕和使用，而位于河北西北的“大境門”就是這一時期修筑的最大長城關卡之一;到了同治年間，還專門修筑了對付起義軍捻軍的清代長城，分布于現山東、安徽、河南、山西、河北之間，規模也不小喲。當然，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發起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號召。可以這么說，修筑長城史，幾乎貫穿于整個中華文明史之中，成為歷朝歷代帝王端賴“舉國體制”的“保留項目”，長城也成為官家頌揚的“專利”對象。

不過，縱覽中國歷史，我們驚奇發現：中國史上真正沒有修筑長城的只有兩個朝代：唐朝和元朝。現今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唐長城牡丹江邊墻(位于現黑龍江牡丹江市境內)，乃是當時由靺鞨族所建立的東北亞封建割據政權渤海國所修筑，與唐朝本身無關。元朝因為乃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所建立，其統治力量之強，統治地域之大，足見沒有修筑長城的必要。那么，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唐朝又為什么不修筑長城呢？這就得從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談起。

一代偉人毛澤東詩句中提到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中，唯有唐太宗讓修筑長城之舉戛然而止是有原因的。唐高祖李淵依靠兒子李世民絕世的軍事才能攫取了隋朝政權而建立了唐朝，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他老人家的主要精力還在于組織力量進行統一全國的統一戰爭，同時加強政權建設，也沒有精力去修筑長城。九年后，李世民即通過發動“玄武之變”從父兄手中血腥奪取了唐朝政權。唐太宗繼位后隨即調整了統治政策，采取了為政清廉，輕徭薄賦，團結各族人民，發展生產等一系列措施，使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稱“貞觀之治”。但由于當時李唐王朝立國不久，尚處在外夷包圍之中，北有東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渾、吐蕃，東北有契丹、奚、高麗等。如何妥善地處理好唐朝與周邊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關系，始終困惑著唐太宗。在他繼位第三年東吐厥首領頡利擁眾犯邊，唐太宗本著“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者，下也”的原則，以“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為理由，一口拒絕了群臣勞民傷財在中大漠邊緣修一道長城的請求。唐朝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唐太宗冷靜地總結隋煬帝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認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他說隋煬帝楊廣“興眾百萬，北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余里，死者太半”，“勞百姓，筑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筑長城以比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 他還告誡手下：“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筑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于此！”這表明他決不步其后塵的決心，因為他看到了大肆營造、虛耗民力的弊端。

在歷數隋煬帝所有不是的同時，面對朝廷官員借助秦漢抵御匈奴的歷史經驗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請修古長城”的建言，李世民認為：“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他又對群臣說：“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筑長城耶？”這其中用意很明確，那就是用李世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勞民”，他重視的是“人心”。在他看來，掃清外寇，消除邊患，締造和平，修筑長城并不是正確選擇，人才與人心的作用才更強大而持久。當然，李世民的祖母獨孤氏(與隋煬帝生母乃親姐妹)、太宗之母竇氏都是胡人，身有一半有余胡人血統的李世民，在與對外政治、外交經濟交往及軍事斗爭的過程中，在高祖的“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大家氣度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總結出一種全新的“華夷一體”的安邊理念，將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思想無數放大，認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摒棄了歷代漢人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打破了以長城限定南北的舊有模式，廣泛竭誠地團結周邊各少數民族部落國家，大肆任用少數民族官員，并采取了茶馬互市、聯姻和親、結盟納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表現出他所具有的“容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風范，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邊區諸多部落國家紛紛并入唐朝版圖或和親稱臣，尊李世民為“天可汗”;都城長安呈現出“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唐朝政權自此歷經“貞觀之治”、“開元之治”而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開放、最強大的國家。

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筑長城。在修筑長城問題上，唐太宗李世民別具只眼，特立獨行。“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唐太宗在安邊問題上突破了傳統思路，沒有將長城看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象征，他對長城的作用與意義評價自然也不積極，而且影響了唐朝政權后來的所有統治繼承者。

當然歷史上貶損長城的也還大有人在，尤以唐朝文人為甚(也許是在迎合拍馬屁喲！)。唐代詩人胡曾在《長城》詩中寫道：“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筑防胡萬里城。”唐代詩人王翰在著名的《飲馬長城窟行》吟道：“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這也大抵代表了當時的民意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