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見的介紹日本發展的書，有兩本。一本是美國作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另一本是戴季陶的《日本論》。后者是一百多頁的小冊子，篇幅不大，名氣卻不小，被人評價為研究明治維新后日本發展的力作（包括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源及日本人性格養成），其好評超越了《菊與刀》。

《菊與刀》寫作背景

魯思最大的遺憾是終其一生沒去過日本，她對日本的觀點和結論都是建立在文字材料或者訪談基礎上的。

當時的亞洲依然保持著謹慎的封閉，反對變化，抵制改革則以中國等一系列東亞國家為甚。相比較下，原本中世紀愚昧落后的歐洲反倒最先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摧毀了封建制，破除了經濟發展的障礙，歐洲表現出的繁榮與亞洲的沉寂在近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時光進入19世紀西方殖民者已經在亞洲很多國家建起殖民地，亞洲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截止到二十世紀初印度已經被英國完全控制長達一個多世紀，印尼被荷蘭人占領，菲律賓是美國人的殖民地，中國則是全部西方國家爭奪較量的對象，眾多被殖民國家中唯獨沒有日本！

近代日本國力的異軍突起是舉世矚目的，通過明治維新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就實現了國富民強的目標。也是亞洲近代唯一一個成功走向對外殖民和以武力征服作為立國之本的軍國主義國家。二戰的爆發從主流觀點來看是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一場共同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戰爭也確實結束了西方國家對亞洲的殖民侵略。在戰爭初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打出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旗幟，在東南亞國家中起到了一種鼓舞人民的情緒。就像當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所說的那句名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樣，二戰之初，日本政府也曾發出過類似的論調。可是隨著戰爭深入，日本軍殘暴嗜殺的暴行表現在了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態度上。這使亞洲人民徹底失去了對于日本的期望，轉而攜起手來共同反抗日本，并最終取得了對日本的勝利。

不過日本軍人在戰爭期間表現出令人恐怖的戰斗力，頑強的意志，耐勞的精神都讓西方國家為之震驚。此時人們才想起這個人口數量如此之少偏僻小島國竟能爆發出如此力量，的確是值得做深入的研究。

魯思的書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完成的。

《日本論》扎實基礎

而戴院長呢？其成長經歷與魯思有很大的不同。戴出生于1891年，此時的中國正處于被列強瓜分的巨大威脅之中。甲午戰爭后，中國留學生出于對日本迅速崛起的一種反思，開始把日本作為進修的目的地。戴于15歲那年也趕赴日本留學。此時日俄戰爭剛剛結束，日本打敗俄國，獲得半個庫頁島在內的部分遠東領土，而且取代俄國獲得了在東北境內的筑路權，日本國內一片歡騰，中俄卻備受打擊。

戴院長在日本留學階段對日本社會和普通日本民眾都做了深入的實地觀察。因經費問題，戴沒有完成學業便回國。他人生中三觀形成的重要階段都是在日本完成的，據說戴的日語好到住在他隔壁的日本人都聽不出他是一個中國人。回國后的戴跟隨孫中山先生走南闖北，參加了許多重要事件，例如二次革命，護法運動以及《民權報》的創辦等。孫中山多次往來于中日之間，每每來到日本，戴必是隨行人員之一，孫中山與許多日本政要之間的會晤與交流，戴也是作為翻譯而參與其中。在這些外事活動中戴與許多日本領導人如桂太郎、犬養毅、田中義一、秋山真之等結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是中國近代實實在在的“日本通”這樣一個有著如此閱歷的人寫的關于介紹日本的書自然是權威的和全面的。

日本崛起的背后

日本近代崛起于明治維新，開始于距今145年前的1868年。當時的明治天皇還是個小孩子，未成年人，所以真正推動日本改革的是那些來自長、薩兩番的倒幕武士，他們的動力來自于一方面對幕府腐敗無能統治的不滿，一方面對自己前途的憂慮，更是對以美國黑船為代表的西方侵略勢力的回應與反抗，明治維新的特點是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器物制度和科學技術，殖產興業，發展教育，加入世界貿易體系。

日本的學習可謂徹底，這與它本國的環境以及歷史傳統有密切的關系。日本地處遠東地區，四面環海，遠離大陸，跟朝鮮對望的對馬海峽也有將近一百公里的距離。這樣一座孤島遠離當時的文明中心，發展起來自然滯后。日本對于自身的落后有很清醒的認識，而且隨著中國以及印度的文明源源不斷的從朝鮮半島傳遞至日本列島之后，這樣落后于他人的意識就更加強烈。

這樣就激發了日本人學習熱情，從當年不斷派出遣唐使這一點就能看出，這種學習貫穿于日本發展的始終。而且日本人在學習的過程中并非是生搬硬套別國經驗，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將學習來的成果與日本的國情民情相結合，這樣就產生了屬于本國的獨特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能夠看到中國，印度，朝鮮的影子卻又不完全像，比如語言方面大量使用漢字，卻加入拼音的假名。將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印度的佛教教義結合又加入了本國的泛神崇拜形成了獨特的神道教，士農工商四階級的劃分來自于中國，由此發展出武士階層，并形成了獨特的武士道精神。

這些都是日本在接受外來文化過程中的本土化的證明，正是因為歷史上的這些特點才使得日本在全民西化的過程中，沒有出現外來文明與本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大規模沖突和矛盾（歷史倒車現象也是有的，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清水谷遇刺身亡便是證明），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阻礙改革的倒退勢力的影響，明治維新在日本的成功，是有它深層的原因的。

反觀中國，一向就有地大物博的美譽，這也讓我們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而不需要與外國主動交流，再加上中國地處大陸，本身就是文明中心，周邊國家長時間的朝貢也增加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力但也埋下了逢變故不愿改變不愿承認落后現實墨守成規的種子。中國有的是革命，被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失去天命的統治，再造新朝，但新朝所實行的制度卻往往是被推翻王朝的翻版，尤其是那些統治時間長達兩個世紀以上的政權都成為后來者效仿的對象。所以中國的古代史只是王朝更迭史，是歷史車輪的循環往復運動，像舊落地鐘那樣，鐘擺從一邊擺向另一邊，單調的重復罷了。

而日本有改革卻沒有革命，改革一般都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一直處于相對落后保守的境地，部落之間、軍閥之間長時間為了爭權奪利而發動戰爭，破壞力極大。那些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紛紛建立起莊園，將控制的土地包圍起來，挖出護城河，設置警衛塔，并雇用專門的人來從事莊園的監督管理工作，這些被雇用的人統稱為武士，日語讀作Samurai。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則淪為佃農，長期受到地主和武士的壓迫和剝削，落后的經濟和制度，以及地處文明中心的邊緣地帶使得日本迫切需要改變現狀。

另一方面武家統治建立之后，尤其是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實現了制度上的大一統，相對狹小的國土，使得人員分布相對集中，這也使得改革措施能夠在全國范圍得到有效的推廣和執行，不會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第三方面長期的等級制使得日本國民養成了對強者順從和謙恭的習慣，農民的反抗只是為了緩解官方在地租上的過分壓迫，但絕沒有要推翻政府的想法，這里也有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貢獻。神道教產生于日本本土，它是由日本的泛神崇拜與來自中國的儒家學說以及道教思想再加入印度的佛教文明一起調和出來的獨特信仰。神道教強調日本是由天照大神創造的，所有日本人都是神的子民，而天皇則是神的后代，有統治日本的法統，為日本最高精神和政治領袖。神道教在日本影響非常深遠，幾乎每個人日本人都是其信徒，明治維新期間政府以天皇的名義進行改革，所受到的阻力是相當小的，這也使得日本的改革比較徹底。

在中國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步履維艱時，日本則能夠輕松上陣，整個國家從上至下一起改變，一位明治時期來到日本的西方人曾這樣問過一個普通的日本人“你們日本歷史的起點在哪里？”那位日本人的回答可謂精辟“我們日本的歷史從今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