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稅法改革 兩稅法使得隋朝輕徭薄賦國家富足

一開始隋朝沿用了北魏的租調制，規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開始部分推行，但是這個有年齡限制，50歲才可以納絹代役，不到50歲的話，該服徭役你還得去。唐朝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役制度，實行租庸調制。谷物叫租，絹和布叫調，服徭役的期限內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納絹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歲的年齡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納絹代役。本來，在農忙季節如果大規模征發徭役，就沒有人種地，會誤了農時，現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納絹代役，留著勞動力去種地，多有好處。租庸調有一個前提，我給你交租、交庸、交調，前提條件是你給我土地。你不給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種出來的，得種麻才能紡麻布，種桑樹才能有絹子。但是中國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歸地主所有，那么國家要給百姓分配土地，這個待分配的土地是從哪來的，顯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給沒收了再去分。途徑只有兩個，一個是新開墾的，再一個就是大規模的戰亂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無主荒地。不過，隨著國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無主的荒地幾乎沒有了，新開的地也夠戧，能開的差不多都開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給百姓呢？

這時候政府有了新的應對措施，它規定，每個成年男子20畝永業田，80畝口分田。20畝永業田可傳之子孫，80畝口分田，死后得歸還給國家，然后國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問題是到了天寶年間，土地買賣和兼并之風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這些大地主大官僚們占有大量土地之后，還開始兼并農民的土地，沒等農民死，他這一百畝地就沒了，被兼并了。這一被兼并，國家就找不著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沒地了。沒地了，我的租庸調就交不了了，農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調就收不上來，國家就沒錢了。整個連鎖反應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減少，均田制無法推行，租庸調制也無法維持，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國家就得想招，不能再按照租庸調這種方法來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孫唐德宗接受楊炎的建議，實行兩稅法。每戶按資產交納戶稅，按田畝交納地稅，然后一年分夏秋兩次，兩稅指的就是戶稅跟地稅。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一年收兩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兩次征稅。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征稅標準。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表明封建政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來的租庸調制，它的收稅標準是以人丁計算，每個成年男子授田一百畝，每年為國家交(比如)150斤糧食，兩丈四尺絹布。有你這個人，就有國家的150斤糧和兩丈四尺絹布。意思就是，哪怕當年國家分給你的地已經被兼并了，地都沒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樣得交。那你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這了，因為我勤勞致富。我們家八個兒子，你們家就兩個丫頭，所以你們干活干不過我們家，最后我們家發了財了，把你家地兼并過來了。但我怎么交稅？我還是按照我的人頭走，就算我現在有四千多畝地，我還是按照兩丈四尺絹布，150斤糧這么交，因為我就一個人，你也是一個人，我交的和你一樣。

所以那時候是按人丁為主，而現在則按照土地財產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沒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沒有土地的商人，交總資產的1/30。這樣一來就表明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來租庸調制、兩稅法不允許人口流動，你這一百畝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陽去，我跟誰要稅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須在海淀，地在人在。現在無所謂了，你愛上哪上哪，因為誰占了這一百畝地，我就跟誰要稅，你可以隨便流動。如此一來，你在這沒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開發，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生產發展是有利的，兩稅法實行的好處就在這里。

而兩稅法一實行，國家不再管這個地在誰手里了，你有地，你就多交，沒地你就少交，甚至不交，這就意味著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煩也開始出現。從唐朝以后，田制不立，兼并不受限制，愿意兼并就兼并，農民沒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種地主的土地，一租種地主土地，地主就把稅負轉嫁到農民身上了。比如我是一個血汗工廠的廠主，是生產圣誕樹的，全世界的圣誕樹都是我們生產的，我廠里的工人每個月的工資是700塊，每天要勞動11個小時，每個月可以歇3天，你看我夠仁慈的吧！然后國家提高了我的企業所得稅，那我怎么辦呢，我只能讓你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 1個月歇1天，工資600塊，3個月不發。實際上就是，我為國家交所得稅，為希望工程捐款(我是一個多么有愛心的企業家啊)，都是你們出的這個錢。我該坐游艇坐游艇，該環游世界就環游世界。其他所有負擔都是你們給掏的錢，可想而知這樣一來，國家雖然減輕了農民負擔，地主卻又給農民加上去了，客觀上還是加重了農民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