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武帝時“大雨雪，民多凍死”

學術界一般認為，在中國五千年氣象史上，曾出現過四個寒冷期，對于從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個寒冷期，相關史料幾乎沒有。

最早的一次記載并未直接說下雪，而是“雨雹”，見于《竹書紀年》，事發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到了第二個寒冷期，大雪記載逐漸就多了。

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當西漢末年到隋初，期間經歷東漢、三國、晉、南北朝，實際上，在這之前反常氣候已經出現，大早大澇不斷，劉徹（漢武帝）當皇帝時，好幾個年頭的冬季都出現了極端大雪天氣。

漢武帝當皇帝長達55年，是西漢在位最長的皇帝，天災人禍也最多，其間有三個大雪災年，被記入了史書。

據《漢書·五行志》記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這一年劉徹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獸，被視為祥瑞，于是定年號為“元狩”。

實際上這一年天下一點也不吉祥，當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凍死。”大雪到底有多大，從很多老百姓被凍死的情況來分析，這場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連著兩年個雪災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連著出現極端倒春寒。

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況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到了陰歷三月，中原地區的河水是不會結冰的，這年竟然結了；而到了陰歷四月，又下了場大雪，關東十余郡縣老百姓缺衣少糧，饑寒交迫，出現了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間慘劇。

雖然天下饑荒不斷，劉徹等西漢皇帝卻將國家財政的三分之一財富，用來造陵墓，置隨葬品，在東漢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的一個大雪天，這些帝王陵大多讓赤眉軍盜了，當時起義軍無衣無食，“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在這種真情下，起義軍“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

2、唐昭宗時京城每天凍死人“日以千數”

在第二個寒冷期內，各個朝代都出現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國時期的吳國，太平年間竟然出現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氣象。

據《晉書·五行志》記載，當時吳國是孫亮當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場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氣溫驟降，“大寒”，史家稱，“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

陽歷4月5日下雪，無異于民間忌諱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來被中國古人視為不詳，元朝關漢卿雜劇《竇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來形容竇娥的冤情；漢樂府《上邪》中則把“夏雨雪”，視為世界末日來臨，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實是氣候反常的表現，這在中國氣象史很多，如戰國時，陜西一帶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晉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趙（國）雨雪”。

實際上這樣的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場超極大雪才嚇人呢，連皇宮每天都有人凍死。

這場超極大雪，出現在唐代倒數第二代皇帝李曄（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復元年（公元901年），這一年是個大災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開始下雪，連雨加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書所謂，“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這樣極端天氣下，老百姓遭殃了，“民凍餒者無數”，意思是被凍死的老百姓不計其數，在當時的陜西京城，年頭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盡”，“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每天凍餓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多么可怕！

當時正值荒年，再加上這么糟糕的雪天，連皇宮糧食都斷炊了，李曄只好命令宮人，在宮中支起一個小磨，自磨豆麥充饑，“自后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個人被凍餓死，民間災難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時的怪雪還有不少，如在李適（唐德宗）當皇帝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京城百姓議論紛紛，視為兇兆。

3、宋代的第三個寒冷期

在中國氣象史上，李曄當皇帝時處于“溫暖期”，相對來說，極端大雪天氣不是太頻繁，到了公元1000－1200年的兩宋時期，雪災又與中國古人過不去了。

這一時期正處中國第三個寒冷期，我查閱了《宋史·五行志》，上面雪災紀錄在70次以上，一少都是連年發生，其中又以北宋初期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主政22年，有5個年頭發生雪災：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勝重載。

端拱元年閏五月，鄆州風雪傷麥。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凍死。

趙光義主政期間這幾場雪顯然不是最糟糕的，《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中所列兩次雪災，要嚴重多了，一次發生在趙煦（宋哲宗）當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這年冬天，京師（今天河南開封）所在的中原一帶，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導致“苦寒，民凍多死”，不少人家凍死光了，連尸體都無人掩埋，朝廷下詔賑災，“死無親屬者官瘞之”，官府安排人來掩埋尸體，趙煦因此取消了當年元宵節的游幸活動，并恩告地方，進行撫慰。

另一次發生在趙桓（宋欽宗）當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見大雪嚴寒，從當年陰歷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個不斷，平地積雪厚達好幾尺，“人多凍死”。

當時京師站崗士兵手凍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凍成了僵尸，如果光是雪還好，又刮強勁的西北風，《宋史》上是這樣記載的，“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沒有吃沒燒，官府員還算人道，叫老百姓到皇家花園砍伐花木當柴燒。

天災過后又來人禍，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燒殺搶掠，把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倆，以及皇族、后宮妃嬪、貴卿、臣僚等計三千余人，統統俘虜回北方金國，是謂“靖康之難”。

《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將這兩次雪災，列為北宋年間“嚴重強寒潮災害”，是不是最嚴重的？我看不一定，元祐二年雪災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把宮架都壓折了，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場“大雨雪”，導致“泥途盡冰，都民寒餓，死者甚眾”。

4、明清時期的第四個寒冷期

從明朝中期起，中國進入了第四個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結束，長達500年，明、清兩朝恰好處于這一時間段內，所以國內學者把這一時期稱為“明清小冰期”，國際上則稱為“現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兩朝的雪災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頻繁，《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嚴重強寒潮災害”僅節選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鈺（明代宗）當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國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區都下了罕見大雪，極為嚴寒，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廣西等地連下一個多月的雪，災情嚴重：江蘇蘇州，太湖斷航，港口封凍，“人畜凍死萬計”；浙江安吉，“凍死百余人”；河北滄州，“凍死人畜無數”；山東德州，“人畜凍死”。

南方的廣西柳州等地，河里的魚都凍死光了，而南方河魚被凍死是十分罕見的。在宋朝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出現過，當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這還不是明朝歷史上最嚴重的雪災，最嚴重的應該是風流天子朱厚照（明武宗）當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 年），雪下得最兇猛的是華東地區，這些地區江河冰合，鳥獸凍死，甚至凍斃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陽湖等大湖竟然同時成了“超級溜冰場”：太湖，“冰，行人履冰往來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騎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災最嚴重，《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節選明清“嚴重強寒潮災害”13次中，有9次發生在清朝，有學者又把17－19世紀的這一段時間稱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離現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現在這一時期，具體說，是公元1650－1700年間。

這最冷的五十年里，連下一個月大雪并非罕見，而是常見，如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國雪災，被凍死者“甚眾”。在河北一帶，不少人被凍斃在山洞里。而當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連下40多天雪，“民凍死者無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華北、華東、華中等地連降大雪，一般連續下40-60天不等，黃河至龍門段都凍起來了，淮河更是堅凍兩個月。

全國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凍死人記載：湖北大冶等地，“凍餓死者甚眾”；河南開封一帶，“井冰，道路多凍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凍死”；安徽懷寧等地，“凍綏死者甚眾”；江蘇盱眙等地，“民多凍死，鳥獸入室呼食”；山東臨沂等地，“人多凍死”，威海“行人死者無算，屋內亦有凍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