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先秦時代，古貨幣體系有四大支脈，分別為刀幣、布幣、圜錢和貝幣。與其他三種貨幣相比，刀幣獨為齊國人所鐘愛，流傳盛行于齊國境內，其中有著深厚的軍事歷史和文化淵源。

齊國具有尚武的傳統(tǒng)，可以說從姜太公開國以來就是如此。姜太公輔佐周文王滅商，“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舉賢尚功”的統(tǒng)治方針，實行以武為本的統(tǒng)治政策，首先在政策上確保了尚武精神很快得以在齊國的形成與流行。齊國地處膠東，享有“膠革魚鹽之利”，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商品交換日益繁榮，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開始出現(xiàn)，“其風俗習慣尚武，兵器之刀為其重視”，當別國以相對原始的布、貝為貨幣時，齊國刀以其鮮明的地域特色，走上經濟舞臺。

齊國追逐功利的文化特質與競爭進取的精神要求它盡快成為強國以達稱霸目的，而為達到這種目的必須依靠武力，倡導尚武精神。齊國盛行刀幣，是與這種全民族尚武崇學的社會風氣密切相關的。齊國推行的尚武精神不只是在國家政策上給以重視，更重要的還在于注重發(fā)展其武技水平。“齊人隆技擊”，技擊，即用來殺敵搏斗的技巧。齊人技擊的首創(chuàng)，改變了先秦以前原始武學重氣力而少技巧的狀況，開創(chuàng)了以技巧勝勇力的先河。“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用以鼓勵人民尊崇技擊，并且“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齊國在政策上提倡的這種“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的獎罰分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發(fā)了齊國人民為國家而戰(zhàn)的勇氣。齊桓公統(tǒng)御齊魯，乘勢而為，迅速崛起于膠東半島，成為春秋首霸，是與齊地齊人充滿勇武氣息的群眾意識分不開的。

另一方面，齊人軍事上造刀技術的發(fā)展，促進了軍事生活向經濟生活的滲透和轉移。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齊國之刀制作精良，工藝先進，山東曲阜提供了優(yōu)質的青銅礦石資源，齊國刀與吳越劍同樣馳名天下。齊國將“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作為“兵主之事”來看待，整治武器裝備、選練士卒、訓導武技、對人民實行軍事化的管理。在武器裝備的制造上，齊國嚴格規(guī)定了諸如“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等法律條文，使齊國“甲兵大足”。齊國刀在適應戰(zhàn)爭需要的同時，也滿足了經濟生活對貴重金屬的需求，迅速在封建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歷史的發(fā)展還有一種另外的邏輯。那就是對尚武傳統(tǒng)所凝聚的軍事政治優(yōu)勢如果不善加規(guī)范和引導，只能走向衰亡。齊國在外無像秦國面臨的戎、狄等外部安全威脅，內無豐厚的物質和精神刺激的情況下，齊人的尚武習俗從宏觀政策向具體獎懲措施的轉變并不徹底，在盡享物阜民豐的榮華時，齊人的尚武精神慢慢變得綿軟溫和。在“當今競于氣力”的戰(zhàn)國時代，齊人的這種狀態(tài)當然難以跟上時代的節(jié)拍。

秦國自商鞅開始，所提倡的重農重戰(zhàn)及軍功爵制卻實現(xiàn)了對民間尚武精神的極大激勵和牽引，通過建立法律制度和以國家機器的強制性手段確保了這一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秦國推行的“二十等”軍功爵制，規(guī)定了以軍功授爵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只有在戰(zhàn)場上殺敵立功，才能得到相應的爵位，法令清晰明了，簡單易行。秦人“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聞戰(zhàn)則喜，樂于從軍，因此，秦人尚武精神是剛勁有力，一以貫之的。相比之下，齊人的尚武精神，則要溫和得多，以齊國刀幣文化所代表的軍事傳統(tǒng)，漸漸走到歷史的盡頭。秦國最終“振長策而御宇內”，以西戎雄風掃平群雄，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繼而貨幣統(tǒng)一，秦國的圓形方孔錢風行天下，以其攜帶方便、計量準確而只履行經濟職能，與軍事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