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自貶三級”是哪三級？

“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是三國故事中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出悲劇。大家對此討論的很多，本人不才，也湊湊熱鬧。

劉備在白帝城托孤時曾囑咐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古訓在謹慎的諸葛亮身上應驗了。由于馬謖確實是智謀之士，曾向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馬謖甚至以諸葛亮為“父”而事之。因此，諸葛亮對劉備的囑托不以為然，一直認為馬謖是“當世之英才”，對他仍然非常器重，經常和他通宵達旦地討論軍國大事，使得睿智的諸葛亮被馬謖夸夸而談的謀略和理論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沒有“透視”出馬謖“言過其實”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時，在關鍵時刻，諸葛亮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面對馬謖的主動請戰，聽信了馬謖輕敵的豪言壯語和所謂的“軍令狀”，就沒有安排其他久經戰陣的宿將為先鋒，而是任命馬謖為先鋒官。盡管選派了“平生謹慎”的上將王平擔任助手，但是熟讀兵書、頗知兵法的馬謖卻堅持以違背實際情況的理論為指導思想，作出了錯誤的戰斗部署，還拒絕王平的正確建議，最終導致了街亭失守的敗局。

智者千慮，仍有一失。即使是諸葛亮這樣用人謹慎的大智之人，也會受到感情親疏的左右，也會犯下用人失當的錯誤。

二

當馬謖兵敗的消息傳到大本營后，諸葛亮頓足長嘆：“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后來，又對有功之將趙云說：“是我不知愚賢，以致如此……”自責之情，溢于言表。

咱們盡管不清楚諸葛亮當時經歷了如何激烈的思想斗爭，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諸葛亮深知：紀律就是制勝的法寶，法不容情，必須堅持原則，公正處理，明正軍律，表現出了為興復漢室而執法如山、賞罰分明的堅定立場。

其實，更能彰顯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并沒有把馬謖當作“替罪羊”一殺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脫得干干凈凈，而是進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評，自己勇于承擔了兵敗的責任。

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誠的自我剖析和檢討：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統帥三軍。由于我治軍法度不嚴，做事不夠謹慎，以致出現了街亭失守的敗局。這個責任，在于我知人不夠，用人不當，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級，以督察我的過錯。”。諸葛亮旗幟鮮明地把“用人失當”的“帽子”戴在了自己頭上，樹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贏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動和倍加敬佩。

在馬謖受刑時，諸葛亮的心情錯綜復雜，先帝的話也在耳邊反復回響，要不然他不會熱淚盈眶，大哭不已，這其中固然有對馬謖的依依不舍和不勝惋惜，恐怕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用人失當的深深自責和無限痛心，愧對了先帝的遺言，可惜悔之晚矣。

三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大小小類似錯用馬謖的歷史悲劇也在不斷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諸葛亮那樣嚴肅而公正處理的卻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責，退而補過，不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堪稱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正如一位名人所說的：“除了廟里的泥胎不犯錯誤，活著的人哪個十全十美？”特別是當權者，掌握著或大或小的權力，權力就是責任，權力愈大，責任越大。如果犯了錯誤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對應承擔的責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卻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評，那就是錯上加錯了。有些當權者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誤區。

比如，由于當事人失職而出了問題，對當事人進行處罰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為當權者呢，也應該難辭其咎，應主動承擔有關的領導責任，這是當權者的本分，也是應有的覺悟和境界。但是少數當權者卻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擔責任，不是認真吸取教訓，不是積極糾正失誤，而是煞費苦心地在如何推脫責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計地捂著蓋著，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遮掩不住了，便啟動縱橫交錯的“關系網”，讓直接責任人逃脫應有的處罰，自己也就相安無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丟車保帥”的把戲，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直接責任人，誰讓他出錯呢，全都擔著吧，自己則若無其事;還有的用“輕”功，稍微放下點架子，避重就輕，象征性地來一句“我也有一定責任”，再來點“蜻蜓點水”式的“自我批評”，至于其它的具體責任，那就不關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既不照章辦事，更不引咎自責的做法，與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徑庭了。

再如，在處理事故的過程中，一些同志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險難，不怕死傷，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于某些眼光“敏銳”、思路“開闊”的當權者來說，在面對需要承擔的責任時，這些英雄行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類“聰明”，玩起了“曲線糾錯”的伎倆——他們不是從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責，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而是圍繞這些英雄行為大做文章，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英雄行為，以此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和關注點，掩蓋自身的過失。他們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故說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是“天災”而不是“人禍”，把這些英雄行為說成是領導精心培養教育的結果，是“教育數年，展示一時”。文過飾非一番后，壞事在他們的嘴里和宣傳工具下搖身一變成了“好事”，事故責任也就相對地“輕描淡寫”了。這樣的手段確實是“高”——“高”得離譜，“高”得邪乎，不但掩蓋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訓，而且敗壞了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

確實，自責是需要勇氣的。有些問題的發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為什么有的當權者就沒有認錯擔責的勇氣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責任，丟了“烏紗帽”;二是怕被別人抓著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丟了面子，令自己難堪;四是怕不能被別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風頭”的“大帽子”。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在這樣忐忑不安的復雜心理的驅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擔責任了，甚至把錯誤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發展到——諱疾忌醫了。

其實，自責就是嚴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擔責任、能不能承擔責任，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當權者是否具有嚴以律己的品質。一個連自己的錯誤都不敢承認的當權者，人們又怎么能從他身上找到嚴以律己的勇氣呢？而一個缺乏嚴以律己精神的當權者，人們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確地對待別人、對待錯誤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蕩、襟懷坦白的當權者，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敢于承擔責任。他們知道，承擔責任，就是為了反省，為了改過，為了以后的進取，這是一個教育人、感染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團結人、增強團隊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