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根據地的服裝

20世紀30年代末期，作家孫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延安的土布，深藍色，布質粗而疏，易下垂拉長。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墜，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

在延安，服裝的式樣和顏色比較單一。

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穿戴有著文化人獨特的風格。在延安早期的紀錄影片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窯洞前唱歌的年輕人，他們服裝各異，顯示出在城市生活過的痕跡。有人曾這樣描述說：在延安，一看見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魯藝的文化人。

灰布軍裝

進入抗戰后期（20世紀40年代上半葉），革命者們的服裝也發生了變化。在延安后期的影片資料中，同樣的窯洞前唱歌的場景，人們的服裝已經變成了統一的灰布軍裝。

對于很多奔赴延安的文化人來說，脫掉舊長衫，穿上灰布軍裝，這就告別了過去的生活，成為新人延安人了。

這時在延安的各大禮堂里，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是用廢棄的美孚汽油桶改制而成。

在一個周末交誼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跟一個同樣靦腆的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后來，同樣是在一個周末晚上，何其芳、牟決鳴在窯洞里舉行了婚禮。他們身穿由灰色洗得發白的土布制服，先向毛澤東畫像鞠躬，再向來賓們致謝。當時延安的婚禮很簡單，稱為“花生米婚禮”。拉起手風琴、唱起祝福歌，分著花生米，用輕快的交誼舞向新人表示慶賀。

《野百合花》提到的“衣分三色”

1942年3月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發牢騷。這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當時艾青作了說明：王實味講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級干部的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層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并非什么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艾青還指出：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干部服、“列寧裝”

19461949年解放戰爭期間，男干部服通行灰布和黃布軍裝或中山裝，而女干部服通行“列寧裝”。此后很快在新解放區流傳。

從延安時代開始，女干部們就逐漸流行灰布列寧裝。夏有單衣、冬有棉衣，統一制作發放。列寧裝既不同于西式女上衣，也不同于男式中山裝。目的當然是制服化，冬天大掩襟擋風寒，夏天可以不系扣，形成敞領，穿著方便。這種不加襯里、不加墊肩、簡易的蘇式服裝，在那種革命激情高漲的歲月里，實在是很具有時代精神的。投身革命的女性一穿上列寧裝，就塑造出一個“女干部”的形象。

列寧是男性，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稱呼女干部服呢？之所以叫列寧裝，是因為要革命化，與西裝決裂；男有中山裝，女裝也要以革命家命名（其實仍來自西裝式樣），而且表示男女平等，服裝式樣也可以類似。采用樸素的灰卡其布面料，帶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風采；何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一直以蘇聯老大哥為榜樣呢。

女式列寧裝主要流行于20世紀50年代；后來略加改制，一直延用到20世紀70年代。現在就罕見了。

列寧裝的基本款式為：衣領是開、合兩用，領口可以敞開，也可以閉合。敞開時翻作V形領口，閉合時左領子上角紐扣與右領子上角相扣，如同中山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