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萌發(fā)于南北朝時期，科舉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xù)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廢除九品中正制。據(jù)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2] 隋煬帝大業(yè)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zhí)憲不饒”“學業(yè)優(yōu)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并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于《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于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師春還秋住，烏聚云合。”

對于科舉的開創(chuàng)，史學界有異議。俞大綱、唐長孺、何忠禮、金錚等學者認為唐朝開創(chuàng)了科舉。

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chuàng)于唐》否認隋代有進士和進士科之說，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書》和隋代文獻，雖然記載了開皇和大業(yè)中所舉的眾多科名，卻未見進士科之名，也未見進士科考試之實;二是在唐、五代文獻中所載隋進士有房玄齡、溫彥博、侯君素、孫伏伽、張損之、楊纂等6人，可是經(jīng)過考證、除楊纂的進士身份，因文獻闕如，無從查考外，其余5人不是查無實據(jù)，就是以時制比附古制，將隋代以秀才、明經(jīng)科察舉為官，比附成進士科登第，唐代雖有進士科開創(chuàng)于隋的記載，但也有進士科開創(chuàng)于唐的記載，所以他認為隋代實行的仍是察舉制，進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綱對隋置進士科一條頗有疑義，他說：“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試，始可謂完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以唐為始，不可謂肇基于隋，確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試”是科舉制度起源的主要標志這一極有價值的見解。唐長孺提出了與俞大綱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特點在于是否“準許懷牒自試”，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現(xiàn)士人“懷牒自試”的個例，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進入80年代，有學者著文指出：要確定科舉制度起源于何時，首先要把握住它區(qū)別于其他選舉制度的特殊本質(zhì)，也就是解決什么是科舉的問題。何忠禮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chuàng)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qū)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換言之，舉人及第或黜落必須通過嚴格的考校才能決定，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試。”并通過多方面的論證，認為上述特點中的“投牒自進”和考試黜落法雖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現(xiàn)卻在唐代，隋代盡管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的仍然是察舉制。至于史書所載隋代已有進士科的說法， 也查無實據(jù)。因此， 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的時間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