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基本上杜絕了貪腐，其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貪腐并非不治之癥，在中國反貪是有可能成功的，關鍵是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并不難——古今中外盡有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難的是我們是否有制定科學反腐制度的真誠，以及將制度落到實處的機制。因為說到底，反腐制度設計的核心是約制權力，只要存在不受約制的權力，再好的制度設計也無法真正落到實處、發揮效用。是故，反腐Bai，非知之難，乃行之難。

以上便是筆者撰寫《大清帝國唯一沒有貪污腐Bai的衙門》(下簡稱《衙門》)一文的邏輯和基本結論。該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報》刊出后，網絡傳播甚廣。后有吳海勇先生撰寫《大清海關貪不貪？》(見《同舟共進》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駁，認為所謂“晚清唯一廉潔衙門”的神話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門相較，洋人治下的海關，貪腐只是程度深淺、范圍廣狹以及貪腐主體的華洋之別而已。

黃開甲領了45萬兩銀子，建國亭實際上只用了5萬兩光景，貪污如此明顯，遭御史彈劾、輿論指責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報》文章說，黃開甲“前次被人揭參，已派親貴查辦。聞黃開甲匯銀十八萬兩入京，大約可以彌縫了事。現聞又有人續參，不知能徹底清查否？”《外交報》說“黃開甲以新進之微員，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發見，輒入十八萬金于北方，而即可脫然無事”。由此可知黃開甲貪污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為免受追究，還曾向北京匯回18萬兩，大概有盛宣懷等人幫助說話，最終不了了之。

與黃開甲貪污巨款情況明顯相比，柯爾樂支取15萬兩銀子置辦參展物是否存在貪污則查無實據，《東方雜志》文章說“阿樂爾、巴士伯用項約45萬龍元。承辦賽品用費約45萬龍元”顯然不符史實。吳先生文章據之得出“海關洋員如蠅嗜血”、“貪腐之巨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的結論，立論無據。據有些材料透露，柯爾樂置辦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險公司承辦。那么柯爾樂到底是吃了回扣，還是與該公司合謀貪污？懷疑是可以的，要坐實卻需要證據，但從現有材料看，并沒有有力的證據。

當年柯爾樂主持置辦的中國參展物有不少小腳女人的纏足弓鞋、鴉片煙具等讓中國人丟臉的“國粹”，因被外國人取笑，激起了海內外華人的不滿和聲討。因此，柯爾樂置辦中國參展物不當確屬實情，但若論其有貪污行為，以現有史料看，因缺乏確鑿證據，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法律精神，只能暫時宣判其無罪。

另一些新聞中，有中國商人指控柯爾樂及幫辦巴士伯等刁難、勒索華商的說法，此事內情如何，到底是他們違規收取參展場地費用(當時中國商人因其租用場地過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貨物，因而極為不滿，存在中國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爾樂、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錢的可能)，還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詳。新聞中也有黃開甲隨員歐陽祺克扣華商錢財貨物、中飽私囊的說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會中柯爾樂等海關洋員貪腐并無實據。其實，即便柯爾樂等人確有貪腐，也不足以證明晚清海關存在腐Bai及否定《衙門》一文的結論。因為柯爾樂、巴士伯等海關洋員在世博會中的作為是個人行為，而不是代表海關履行海關公務。1904年世博會中方已取得主導權，中方有正副監督，柯爾樂等人只是被暫時委以主持展覽事務之任，與海關事務無關。《衙門》一文針對的是晚清海關作為“衙門”這一官方機構為何從整體上杜絕了腐Bai，要否定《衙門》的結論，應該去找海關衙門事務的史料，而不應去找非海關衙門事務的材料。

清代官場，特別是稅關貪污腐Bai的史料俯拾即是、不勝枚舉，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卻找不出幾個貪污腐Bai的例子。據統計，在赫德近半個世紀的任期期間，挪用海關資金等涉嫌貪污的案件不超過5起。晚清中國稅關存在常關、洋關的區別，兩者實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謂“一國兩制”，而制度績效的比較是顯而易見的。只要想一想：為什么晚清海關已基本杜絕了腐Bai，當代的海關卻有“遠華案”之類觸目驚心的腐Bai，晚清海關的反貪經驗就值得好好研究和總結了。

近期有作者推崇晚清西方列強操控下的中國海關，冠之以“大清帝國唯一沒有貪污腐Bai的衙門”，并就此段歷史提煉歸納經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積極借鑒英倫管理制度，且重秉公執行，既有內部監督機制，更有中、英及其他西方列強的外部監督，等等。作者所言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只是這些并不足以確保赫德治下的海關與貪腐絕緣，從海關洋員為中國代辦參博事務暴露出來的貪污案例，即可窺斑見豹。

從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起，赫德治下的大清海關開始為中國代辦參加世博會事務。截至1905年，海關共28次承辦中國赴海外參展活動，為中國融入世界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沒。然而，海關“洋員”代辦參博展品，總離不了殖民主義的獵奇心態，每每不惜展示華族陋習，以取悅西方游客，令中國人大丟其臉。參展華商更因為辦博的海關洋員上下其手、傾軋盤剝、中飽私囊，成為雙重的受害者。

一般而言，弱勢小群體的哀情很難聲聞天下。所幸步入20世紀，中國新興媒體漸起。1904年，剛剛創刊的《東方雜志》高度關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會之中國利益，及時披露了其間的貪腐問題。為改善義和團運動后的政府形象，清朝對那屆世博會予以空前重視，特派出溥倫貝子為正監督，并斥資75萬兩白銀作為參博經費。這筆巨款折換成龍元，有170萬之多。較之往昔清朝用數萬兩銀子委托海關代辦參博活動，此次經費相當闊綽。然而，這回中國參展商的費用竟是一律自理，而以往都在公款開銷之列。海關承辦參博展品耗去45萬龍元，而參展物品并無多大變化。另有45萬龍元，為洋副監柯樂爾(美國人，時任海關副稅司)、書記員巴士伯(法國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關洋員如蠅嗜血，叮上中國參博這塊肥肉，貪腐之巨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經此曝光，全國震動，清廷對于海關代辦世博始起戒懼心理。接下來的1905年列日世博會，大清出使比利時欽差大臣楊兆鋆受命為中國參博大臣，加強了對參博海關洋員的監管。很快，楊兆鋆發現了種種問題。海關洋員阿理嗣經手建造中國場館，耗銀6萬兩，理應很富余了，阿理嗣卻說缺乏經費。備受海關洋員欺凌的參博華商聯名上書外務部，要求撤換洋員阿理嗣。華商周懋功的上書，歷數阿理嗣的四大罪狀，其中之一便是濫耗公帑，潛臺詞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