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曾經最強大、最有條件一統中原的楚國，為什么未能抓住機遇反而遭到滅國之災？楚國雄踞長江、漢水流域，擁有發展農業的最好條件，所謂“湖廣熟，天下足”。湖北隨州出土的編鐘，不僅可證楚國音樂不凡，還足以證明煉鑄造業發達。煉鑄造聯系著兵器，那是武裝軍隊的必要條件。今武漢東湖的大型雕塑《莊王出征》，令游人神情為之一振。正是楚莊王時期國勢大到飲馬黃河，那是越出長江流域挺進到北方。春秋五霸有兩霸是吳和越，后來越滅吳，楚又滅越，勢力就擴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遼闊的疆域！滅越，就占有西施的故鄉，那是紡織業最發達區。

武漢人仿造出一座“楚天臺”，據稱是仿楚靈王“章華臺”建造，章華臺后世稱之“天下第一臺”，是中國歷代帝王園林化離宮的先導。楚宮的故事有“楚王好細腰，宮妃多餓死”。武漢東湖還建有“楚城”，與其相連的景觀有“楚市”。古人曾寫文章說，到楚國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歸來就擠破了。這描述也許夸張，但我們還是可以想見那繁榮。

繁榮的經濟一定會哺育出相應的文化。游三峽訪秭歸拜謁 屈原祠，自然要想到《離騷》。我們讀 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還可以看到，屈原愛國，楚懷王卻不給他愛的機會，但懷王沒能消滅屈原的愛心。屈原的愛不僅是愛國、愛人民，他也深情地寫男女愛情，凝聚在楚辭中的愛，是非常豐富的情感。從詩經發展到楚辭，楚辭已是華夏文明中當時最先進的文學藝術。如此，楚國就給我們留下一個問題：楚國農業、紡織業、煉鑄造業，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業，乃至商業經濟均發達，文學藝術也最為發達，何以會被在西北蠻荒之地發展起來的秦國所滅？楚國不是生產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藝術不行，而是經濟文化都發展后，統治者的政治建設未能隨之發展進步，未能滿足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遭至滅亡。楚國更大的悲傷，恐怕還在于它不是沒有出現過改革。早于商鞅在秦變法的前二十五年，吳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變法，變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來在秦施行的“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可惜變法僅一年，悼王死，吳起被貴族射殺，變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個世紀后，懷王即位，此時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張嗎？他作為詩人的形象太飽滿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張 。但司馬遷作《屈原列傳》還是指出，《離騷》稱道了齊桓公。齊桓公曾用管仲搞過春秋時最早的改革，齊因此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離騷》還稱道了湯、武革命。這都能讓我們窺見屈原的改革政見。屈原不僅是詩人，他是楚國的“左徒”，這是掌國家內政外交大權的高級官員。一個高級官員有如此豐沛的學問和藝術造詣，且如此重視人的個性和創造性才華，豈不難得！可惜，楚終于被秦滅亡了。楚國的悲傷是其他被滅亡的國家無法相比的啊！

悲劇的力量總是最打動人的，也是這巨大的感傷和對國家的熱愛，造就了屈原和《離騷》。為了記住這巨大的不幸，這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人倫大愛，千秋以來中國人為一個人立個節日每年都紀他，這個人就是屈原。千古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這樣紀念。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責任都推給國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雖然悼王支持變法遂有楚國變法，懷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價，但關系一個國家能否適時變法的力量并不人為什么會悲傷？那一定是曾經美好的東西淪喪。這“舊貴族”的先人，原也是相當積極進取的啊！

楚國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繹，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繹居丹陽，丹陽在三課陵峽深處，為最早的楚國都。所謂“上控巴蜀，下應荊襄，當水陸之要沖”，這是說楚國位置險要，但這樣的地方若不向外發展，楚就會被封閉在峽谷。楚國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開疆，戰國時兼并了上游的夔國，向下游發展使楚國都城出現在荊州，整個三峽地區就通稱“楚”。當楚國發展到江漢平原就地處華夏中心，這使楚國最有條件汲取東西南北之長，但也容易四面受敵。楚先人匯集四鄰之長，警惕危險，把國家發展到最雄強。但后人在繁榮中滋生出優越感，滋長了自高自大。這自高自大不把四鄰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統治者的缺點。

楚國的優勢確實曾經很多，以至楚南公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項羽所滅。可是，項羽又被秦漢之地的劉邦所滅。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劉邦放在眼里，這些缺點在生長于楚的項羽身上也體現得多么明顯。秦憑什么擊敗楚？無疑要追溯到“商鞅變法”。可是，這“變法”并不是商鞅的發明。商鞅的智慧從哪里來？

春秋時齊國發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開始用鐵器。先進的鐵器農耕開墾出更多荒地，使很多農民在井田外開墾出“私田”。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國有制，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稅。承認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別開了一條新路。

所以，齊國的變革不只是“進步意義”，而是人類從奴隸制時代向封建制時代變遷的發端。進入戰國，魏文侯用李悝厲行改革，李悝作《法經》列《盜法》為開篇，這表明伴隨著私有財產的增多盜賊也增多。李悝用國法來保護民間私有財產，成為法家始祖。魏文侯還用吳起為將 。文侯去世， 吳起受同芟荼懷分，離魏奔楚，于是有了吳起在楚的改革。

吳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從魏入秦。對 秦國來說，商鞅完全是外國人。此時秦國生產力與政治制度都落后，從統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頭腦中都還沒有產生出商鞅帶到秦國來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帶來的變法舉措就是曾經使魏和楚強大的法寶，于是下決心用這個外國人推行變法。商鞅由此轟轟烈烈地“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與此相呼應的舉措包括：以“軍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祿制”，按殺敵人數來途艉屯戀。這辦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繼承下來，極大地調動了作戰的積極性。秦國被六國稱為虎狼之國，秦兵作戰總在得勝時將敵人的頭顱割下來系掛在腰間，并繼續沖鋒。那頭顱實在是他們不能丟棄的，用今天的話說，那是他們的計件工資，他們要用那頭顱去分領土地。

這時， 秦國最銳利的并不是它的軍隊，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先進制度下，六國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戰爭對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資源。六國的奴隸也會加入到秦軍中去作戰，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還有誰能擋得住呢？隨著戰爭的勝利推進，秦將六國尚存的“井田”也化為私田。秦滅六國非以武力勝，實在是以政治經濟制度勝。春秋戰國近五百五十年，生生滅滅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徹底轉變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國大一統的時代就到來了。楚國的失敗是從變法夭折開始的，秦的崛起則告訴我們，一個落后的國家，可以通過革舊制解放生產力獲得經濟發展，并通過堅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來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