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領土面積的比較上來講，眾所周知，明朝的領土面積即便在其巔峰的仁宣時期，依然沒有達到滿清全盛時期的海棠葉面積。如果，明朝領土和新中國一樣明朝還會和現在一樣被人贊頌嗎？

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出，明朝即便是全盛時期的疆土面積，也并沒有囊括現今蒙古，新疆，臺灣等地區，如果奉其為華夏正朔，當下的我國政府如何在法統上解釋我們對這些地區的占有權？這個問題原因之一題主已經提出來了，也就是說，承認滿清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為滿清時期的土地范圍囊括我國現有領土面積，對其正統性的確認也就是對當下我國政府對于這些國土實際占有的合法性的確認。

其實對滿清政權正統性質疑的問題并不是從中共1949年建國后才出現的，在1912年滿清政權垮臺后，民國臨時政府時即提出的疑問。在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歷時多年，致力于推翻滿清政府，他們提出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民族立場可見一般。但在其上位后，隨即推出的并不是排滿的民族激進主張，反而是五族共和這樣的理念。這真的是出于儒家寬厚待人，以德報怨的好傳統么？很顯然不是。

這種觀念的轉變之一為客觀原因，可以總結為：變天了。

近代中國的歷史局勢已然不同于1840年之前的傳統華夏，彼時的中國自命天朝上國，有著自己獨特的一套天下觀念和東亞朝貢秩序。因其農業經濟的特點與少數民族多年的紛爭傳統，華夏相防的觀念深入士人之心。彼時的中華不要說在東亞，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都是獨樹一幟的龐大文明，對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來說，如何闡述天下，正統等觀念都是咱自己的事情，輪不到外來勢力干涉。我們可以有著自己的“漢賊不兩立”的世界觀，也正因此，傳統的史書中對于新朝，北朝十六國，元，清這樣的政權都是抱著鄙夷和不屑一顧的態度的。這種所謂的正統觀念在西方殖民者，帶著更為科學，先進的武器，理念，制度來到這片土地的時候遭到了空前沖擊，傳統被瓦解了。

因為無論是當時的滿人，漢人，保守派，革命黨，都發現僅憑自己的力量絕不足以與西方列強抗衡。在新的世界叢林法則里，弱者是沒有屬于自己的話語權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活在華夏這片土地上的原有主人越發的感到自己正走向被奴役和滅亡的邊緣，甚至于連自己居住在這片土地的合法權都在逐漸被質疑，這種感受在抗戰時期被推向了一個亙古未有的高度。

我們的官方歷史書總結抗戰的危險程度為：已經到了我們這個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因為客觀的需要，要求國人必須放下過去的種種，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在這種背景下，過去的“中華蠻夷論”已然過時，因為我們的祖先在面臨著更加強大的敵人，主公，忠臣，內奸，無論何種身份，此時必須聯合起來，抵抗強大的反賊，民族主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被廣泛的傳播開來的。

近代國家的領土法源于萬國公法，根據萬國公法，我們從民國開始才名正言順的將新疆、蒙古、西藏乃至于滿洲轉換成中國領土。如果不承認前一個政權的合法性，轉而去承認一個三百年前就已經滅亡掉的朝廷為自己的正朔，其從時間上的延續性隨即就被割裂了，那么我們是否要承認自己其實是一個已經跟古埃及、古巴比倫等一樣業已滅亡掉的文明了呢？如果是，那么我們對漢字的繼承，對傳統文學的繼承，又源自于哪里？出現如此法統危機，難道不是正好為八國聯軍，侵華日軍等外來者的入侵提供合法性依據？本來你們的民族在之前就被滅過了嘛。

何況承認滿清王朝在華夏的正統性，不是鼓吹，不是跪添，因其的的確確成為了華夏區域兩百多年正統的中央王朝，用傳統中國文明的運行方式運作，因而其可以列入中國傳統的大一統中央王朝中，這是毋庸置疑的。

而承認清朝正統性的另一個主觀原因在于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需要。

現代化國家的核心不在于穿西裝吃西餐，不在于建洋樓修鐵路，現代化國家的首要表現在于其國民意識的架構。何謂國民意識？孫中山先生將其上升為民族主義的建立。

“民族”、“國家”這樣的詞匯來源于西方，在中國屬于舶來品，并非本土觀念所產生。中國“自古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語)，有家族，宗族，而無民族，如此這般的國民意識，在遇到新型社會組織(西方近代國家)的打擊下，縱然再大，人數再多，不過是一盤散沙，現有例子為印度，非洲諸國。孫中山先生將民族主義的缺失歸為中國近代化運動一次次破產的原因。國民不知何為國家，比無力制造飛機大炮更為可怕。喚醒國民的民族意識，讓從自滿洲至粵廣，從東海至新疆的這個文明圈內的人都能感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共同體存在，這是孫中山、梁啟超等近代知識分子認為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這一前提下，即便是原來被恨之入骨的滿族人，此時亦成為了需要被改造，被團結的同胞。盡管這些共同意識最后是由我黨用另一種簡單粗暴的意識形態方式完成，但這并不妨礙這種意識形態達成了歷史使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