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錫”的說法來自于《周禮》——當時稱為《周官》的一本書——是傳說中周朝王室給大臣的九種封賜，從“一命”到“九命”。其中“一命”等級最低，“九命”等級最高王莽位極人臣之時，除了受封土地，又有九百零二名官員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的稱號。封王莽為最高等級的“九錫”，相當于承認他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大臣，而是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終身榮譽。王莽代漢，就只差一步了。而這一步，簡直就是順理成章。

在現代，儒家被批評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它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的工具”，董仲舒之所以成為學術權威，則是因為他為君主的獨裁統治背書。

但其實儒家對君王并不是沒有要求，恰恰相反，要求還非常苛刻。

在儒家看來，君王必須以身作則，遵守儒家的各種規則。如果君王不遵守，會導致國家滅亡，這樣的君王必須下臺。支持這種論斷的人里，也包括董仲舒本人。

王莽之前的幾位漢朝皇帝全部品行不端，因為他們的無能，讓成千上百萬的百姓餓死。王莽卻德才兼備，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得到四十八萬個讀書人投票支持。按照儒家的邏輯，顯然只有把王位讓給更為賢德的王莽，這個國家才能變得更好。

這時，有一位在長安求學的讀書人，以上天的口氣偽造了一份“命令”王莽當皇帝的詔書，獻給王莽。古人大多迷信，董仲舒也不例外。除了推崇儒學外，董仲舒還有一套“天人感應”的學說。認為上天對應人間的各種作為，會降下種種征兆來警告或者褒獎凡人。這份偽造的天書正好符合這套理論。不知道王莽是真的相信還是順坡下驢，反正有了這上天來的紅頭文件，王莽代漢稱帝就順理成章了。于是，王莽就這么毫無難度地當上皇帝了。按照批評者的說法，等到王莽稱帝的時候，他終于達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向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邪路。

那既然是邪路，總要做出一些邪惡的事情來才對啊。

王莽當上皇帝以后，全國人們翹首以盼，希望他能夠按照儒家規則全面改造一切國家制度，在現實中建造儒家的理想國。如果王莽夠壞的話，就應該在上臺以后忘掉這條競選承諾，只顧自己的享樂，把改造國家的任務忘到腦后。

但是恰恰相反，王莽當上皇帝之后，夜以繼日的工作，只為了能把這個國家改造得更符合儒家的要求。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莽還得到了額外幫助。

之前不久，王莽手下的經學大師劉歆從大內收藏的儒家經典中翻出一本叫做《周官》的書。顧名思義，《周官》介紹了周朝的官制，講周王朝都設立了多少官員，每個官員都負責怎么事。表面上看這書的內容平平無奇，其實內容十分豐富。所謂“人事即政治”，官員制度實際上就是政治制度，根據《周官》這本書，可以知道周朝各方面的制度是怎么設置的。周朝是儒家最崇拜的偶像朝代。儒生們認為，周代的一切制度都完美無缺。孔子的夢想就是讓社會變成周代的樣子。劉歆又考證出來，這本書的作者是周公。這周公也是儒生們的超級偶像，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

這意味著，《周官》是一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用來建設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所采用的施政綱領，這對于執掌權力的王莽來說，就等于是一本絕世武功秘籍啊。

這不是老天爺在幫我王莽么！

大權在手，百官擁戴，民心所向，兜兒里還有一本上古秘籍，這改革還能失敗嗎？！

結果我們都知道，他不但失敗了，而且失敗的很慘。

不光王莽，以及西漢末年的其他知識分子都認為，國家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當權者不遵守儒家規則。這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看法，但以我們今天的看法來看，是有問題的。

以今天的經濟學眼光來看，西漢末年最大的經濟問題在于貧富差距過大。巨大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群人，我們稱為“地方豪強”。他們中有一些人原本是地方的富商，在景帝的時候靠資產獲得政治權力。還有一些人是漢朝各個時期的權臣，皇帝為了獎勵他們，給他們分封了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權臣的子女們開枝散葉，并積累的土地和財富越來越多。同時，他們和皇室的聯系越來越淡，最終成為名義上的皇親國戚，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