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從他的手中奪走了政權，建立了短暫的大周王朝，讓李姓男人們著實丟了一把臉。

因此，歷史上對唐高宗的評價是“昏懦”。最晚從歐陽修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

那么，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不盡然。

有人認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評價，只是因為后世的歷史學家，為了防范武則天式的改朝換代再次出現，因而不遺余力地丑化武則天，連帶著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

在這個丑化的過程中，以宋代史學家如司馬光等人發揮的作用為大，這又與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參政的政治現實相關。

文治武功不遜于李世民唐高宗是掩蓋在李世民和武則天光環之下的一個男人：不爭氣的兒子，懦弱的丈夫。

對于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考察，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系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明了高宗的政績。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還是歷史學家把他寫懦弱了？答案應該是后者，有幾點可以證明。

1、唐高宗做太子的時候，已經跟武則天發生了不正當關系。那時候武則天是庶母，是母子關系。如果二人曖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設想，至少要被廢掉太子之位。他敢做這件事，可見他不膽小。

2、唐高宗繼位之初，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把持朝政大權，唐高宗不服，要奪權。當時唐高宗的勢力，還無法與長孫無忌相抗衡，但是他經過不懈的努力，還是奪了權，最后把長孫無忌貶至外地，致其自殺而亡。

3、從高宗時期的歷史發展來看，他的功績一點也不遜色于其他任何一個皇帝，包括他的父親。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句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眾地方官詢問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發表意見。

4、他也很善于聽從勸諫。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發。高宗虛心采納。這種虛心求諫的政治作風與太宗如出一脈。高宗對于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

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與《羅馬法》并稱)，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寬平公正，犯罪率較低。

史載，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個，其中只有兩人需要判死刑。

5、高宗時期的軍事成就也不容忽視。唐朝在這一時期滅亡了東西兩個大敵：西突厥與高句麗，也順帶壓制了一下日本的氣焰，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單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而后來高宗先后派大將蘇定方、李績(即李世績)、劉仁軌以及薛仁貴經略遼東，最后兵圍平壤，滅了高句麗，并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后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6、從高宗對于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也勝出一籌。太宗最終由服食丹藥而死，而高宗身體狀況雖一直不佳，卻能夠客觀坦然地面對。他對于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認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對于御醫的治療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扎針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單就這種對生死的科學態度來看，說他“昏懦”就很不客觀公平。7、高宗在處置危及皇權和皇位的事件時，也不見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謀反案。當時，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欲推舉自稱有做皇帝征兆的荊王元景為帝。事情敗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稱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異母的哥哥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人斬首，賜荊王元景、吳王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盡，吳王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牽連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貶。其中，雖然有長孫無忌趁機專權，打擊異己的情況，畢竟是假手皇帝。

觀一葉而知秋，看高宗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吧？而這樣的鐵腕作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昏懦”掛鉤。

縱觀高宗執政時期，國力在增強，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國人口就從貞觀時期的不滿三百萬戶，增加到三百八十萬戶。

此外，民族關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這個被認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擁有唐朝最大的版圖。

這樣的人能說弱嗎？退一步說，對于一個守成之君，能夠繼續執行被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么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被稱“昏懦”是因為武則天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則天。顯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此事絕難以被以男性為主的文臣武將們接受。

歷史學家們把武則天描繪成一個十足的野心家，整個唐高宗時代基本被武則天的陰謀所籠罩。

為了說明武則天的強勢，就必須把李治描寫成一個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為什么把政事委托給武則天？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患有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青光眼之類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處理國政;

其次是因為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而且與高宗在許多政事處理上觀點相同，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

再說，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阻礙相對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

也就是說，武則天參與朝政應該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歷史上評價的“專作威福”。

另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了宰相上官儀以后，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于后。

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圣”。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而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可見，這種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確立的。

高宗雖然委托政事于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并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著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