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觀點認為，崇禎帝是明朝滅亡前的最后一位皇帝。可以說，對他的評價是眾說紛紜，既有同情也有責難，既有惋惜也有詆毀，但無論哪種看法，對其尚屬一位勤奮的帝王，幾乎沒有異議。畢竟，據史料記載，崇禎帝繼位時，年僅17歲。面對父兄留下的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他能頗思振作，是有想干事、干大事的決心與勁頭的，所以總是雞鳴就起床，深夜才入睡地經常召見廷臣，探求治國方策。甚至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內閣輔臣的批評，也能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批評。足見其力挽狂瀾的決心和勤奮執政的程度。

再者，崇禎帝能牢記“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古訓，對自己要求甚為嚴格。他自幼養成儉樸的習慣。初習字時，如果紙張較大而范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范本，寫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曾有段這樣的記載，說他某日聽講官講書，因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露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這講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雖過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諱？”足見其克勤克儉的品德和勵精圖治的毅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稱得上以身作則的帝王，卻最終落得個亡國之君的下場，何緣故也？按照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看，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失去了民心的君子與政府，是不可能成為順應歷史潮流的代表的。按照辯證法的理論觀點看，事物發展變化，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一個既有內因又有外因起作用的過程。基于這樣的原則，我們再來分析崇禎帝何以極為勤奮卻無力回天的現象，就容易多了。以下概略談談筆者對此的一些看法。

其一，崇禎帝自身是矛盾體。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庵黨一案，也有多疑多慮、優柔寡斷之一面，如關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拿捏不定，遂誤國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臉無情之一面，如對一些大臣的處理上，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面，如對周后互敬互愛;他既自制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也大肆斂財、以國為家，擠占財政，關鍵時刻不肯多掏一文錢;他既經常征求左右的意見，也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擇善從流;他既知人善任，如重用袁崇煥、楊嗣昌、洪承疇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之人，但卻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于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他既憫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詔，但又搜刮民膏，加派無度，置百姓于水火;他既勵精圖治，常平臺招對，咨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勤奮，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以至于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由此看來，崇禎之所以成為亡國之君，其內在因素，不是已經一目了然了嗎？

其二，明朝此刻已積弊太重。就醫學觀點分析，病入膏肓再高明的醫生也無能為力。200多年的明朝到了崇禎時期，顯然已經積重難返。政治上的腐敗、軍事上的失利、經濟上的衰落，是崇禎帝面臨的最大困境和難以逾越的障礙。政治上，經過近300年的風雨侵蝕，大明王朝的統治機器已經從內部腐爛，有能之人紛紛被排擠被誣陷被關押被砍頭，而無德的人卻越來越多地占據了顯要位子，既然整個政府機構基本是“不肖者集，賢者逝”的局面，政府機構的功能焉能不徹底喪失？軍事上，正值國家內憂外患最嚴重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山河冷落，風煙四起。到后來，在遼東失守，清軍直接面對山海關，牽制了明朝的精銳部隊。而且當時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備廢弛的明軍根本不是其對手。加上，崇禎手下幾位重臣洪承疇、吳三桂等紛紛倒戈降清，大勢已去……

經濟上，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本應賑災濟民，卻不斷加重稅賦，搜刮民脂民膏;輔以明末土地兼并嚴重，土地大量集結在大地主及貴族的手中，更使得農民流離失所。故饑民暴動，不僅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性，反壯大了農民軍的主力軍。自然就形成了一種明末農民起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惡性循環。試想，這種環境下，這種趨勢里，崇禎帝即便是再勤奮勤儉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此時此刻，以心有余而力不足來形容他是再合適不過了。畢竟，明朝末年已經是政治的失德、軍事的失敗、經濟的失衡、民心的失去，任是誰也無法挽狂瀾于既倒了！不過，這里筆者并沒有為崇禎帝開脫的意思，他身為帝王，必須也應該為明朝滅亡負主要責任，這是不可能推脫得了的。明朝滅亡的教訓，很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很值得我們時刻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