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大明帝國一直以來，深受詬病，歷史前期皇帝殘暴，中期皇帝奇葩，后期崇禎想中興大明卻慘遭亡國。或許從來沒有一個皇帝比崇禎更加悲情了。勤于執政的崇禎皇帝為何始終不能振興大明？與擊殺大明重臣袁崇煥有關嗎？

崇禎是個亡國皇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奇怪的是，他是一個比較不挨罵的亡國之君。且看看歷史上有名的幾個亡國之君。漢末的漢獻帝，軟弱無能。陳后主陳叔寶，是個荒淫無恥有了名的皇帝。隋煬帝楊廣，不說了，暴君的名氣可與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長于婦人之手，幾曾識過干戈？雖有一手的好詞，卻是以三千里江山為代價，最后做了違命候，連個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過不了。北宋二帝，徽宗與李煜差不離。這些人在歷史上，是罵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詞而幸免）。

但崇禎不一樣。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實上，明朝早在崇禎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實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沒一個說的過去的，有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親爹媽爭名分而與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做什么將軍、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歡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紅丸的皇帝，有喜歡微服私訪調戲良家婦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極致，整個二十五史，沒有這么胡鬧的朝代。而且，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紛紛。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宗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而且自從有了奸宦的擅權，就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正邪之爭、門戶之見，都使朝政內耗于此。所以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了。這樣的國家接了手，已無機會可言。

但是崇禎皇帝還是沒有學他的祖先們，登基伊始，他就體現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斷，二是勤政。天啟七年八月丁巳，崇禎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于鳳陽，十一月乙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崇禎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這一系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隨后又繼續寵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記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而且，從崇禎的諸多舉措來看，他也是想有為的，他在位十七年，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如在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皇帝是如此說的。“……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但就這樣一個果斷、勤政、愛民的皇帝，為什么會亡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

崇禎的果斷是有據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斷就用錯了地方。懷疑＋果斷，是皇帝給所有忠臣良將最大的毒藥。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岳飛的人，最終與岳飛有了同樣的下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毀長城，是崇禎的果斷。“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袁崇煥傳》）。崇禎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殺了袁崇煥后，他越發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閣首相，沒數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幾年，可能沒有人能比的上他。如果一個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果敢，那么，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至于他的愛民，他的《罪已詔》，他動輒就下的“減膳、撤樂”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譽”，掩人耳目。

崇禎年間，邊患紛擾，流賊頻仍，戰事紛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無以為生，已到了易子為食的地步，國庫無錢。顯而易見。在崇禎九年，其實就有人提出了解決財政空虛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其實這個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兩百多年，哪有窮皇帝的道理，何況前朝還有好幾個小氣的把銀子放的發了霉的皇帝和好幾個特別會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來才是關鍵，要皇帝向臣下要錢，那多沒面子，而且他這樣說，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著私房錢不肯拿出來？他這個折子僅僅就這樣處理了，是他的命大。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開內庫一看，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這么多錢，若真是放用來放庫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夠用，也比下《罪已詔》、“減膳、撤樂”要實惠的多，老百姓也會買他一點賬。

崇禎的亡國，《明史.流賊傳》中說的還是很全面：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導致明朝的滅亡，黨爭、法壞、邊患、流賊等等，無一不可寫幾本專著，這里只是一時之慨。

只嘆崇禎皇帝生不逢時！在一廂情愿的建設之中，卻迎來北方大旱，人民甚至有易子相食的人間慘劇。可嘆崇禎皇帝守著那份風雨飄搖的江山無力回天，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