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和維穩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致又一輪治亂循環。在外儒內法成為漢代國策之前，士人就已經“先天子之憂而憂”，嘗試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齡士人賈誼和晁錯，即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前者以儒家為主，法家為輔;后者則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這里暫且放下賈誼不表，只說晁錯。

晁錯因主張削藩而被“清君側”，在歷史中扮演了一個悲劇先知的角色。他赤膽忠心，卻被腰斬于市，悲劇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卻需要存疑。不能因為“七國之亂”就證明削藩是正確的，從事態發展看，亦可說削藩的主張引發諸侯不滿，進而引發“七國之亂”。不過，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時成敗，而是削藩究竟有何價值？

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縣制，在兩千年里，這是一個歷朝歷代都會產生重大爭論的政治問題。由于封建制被簡單等同于分裂，郡縣制被簡單等同于一統，封建制和郡縣制之爭逐漸沒了懸念，而有了標準答案，即從封建制到郡縣制，是一種“歷史進步”。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觀察，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而郡縣制便于中央集權，從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權，很難稱得上是什么“進步”。

對“先天子之憂而憂”的士人來說，是否“進步”取決于是否鞏固皇權。《孟子·梁惠王下》道：“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試圖編織一個“王政”的籠子，勸說王侯鉆進這個籠子。不幸的是，后來的很多士人為了把天子勸說進籠子，先把天下放了進去，晁錯是其中之一。

晁錯的時候，漢代的“建國大業”已經完成，需要“先天子之憂而憂”的是如何“坐江山”。“打江山”，唯恐天下不亂;“坐江山”，最好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在傳世名篇《論貴粟疏》里，晁錯詳細講解維穩的兩個基本點：重農和抑商。

與原教旨法家強調“重刑厚斂”不同，晁錯作為修正主義法家，認同“輕刑薄賦”。但是，法家重農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繼承了下來。晁錯強調重農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然后視金錢(“珠玉金銀”)為萬惡之源、動亂之源，“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于穩定，卻“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利于動亂。他詳細解釋了其中緣由：農桑不能成于一日，民眾必須依附于土地，有了珠玉金銀，各行各業都有可能成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

商賈成為好逸惡勞、游手好閑的典型。在只有男耕女織才被視為勞動的情況下，商賈被視為“不勞而獲”者，這種狹義“勞動觀”催生了“仇富觀”。晁錯痛陳商人富貴、農夫貧賤這種職業等級觀值得批判，但晁錯在意的是商賈“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晁錯的重農抑商說和削藩說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心思想是維穩，商賈與封建諸侯互相“勾結”，動搖了皇帝手下干部們的威信，有利于封建制，不利于郡縣制，這將直接動搖皇權。

《論貴粟疏》的結論是：“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勵納糧，不是為了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而是為了維穩且不惜破壞行政和司法體系。與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錯的“進步”在于主張抑商，但是尚未主張嚴打商人。

批評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經沒有太大疑義。反省重農政策，卻會遭到一系列質疑，難道農業不重要嗎？農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嗎？農村要被邊緣化嗎？“三農”問題確實重要，但是以抑商和維穩為前提的重農政策，無助于解決“三農”問題，只能加重問題。

司馬遷曾指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論者常以農業水平低下為由，強調重農抑商才能解決溫飽問題，故意或者無意回避農業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輕視工商。這種回避導致惡性循環，越是農業水平低下，越是重農抑商;越是重農抑商，越是農業水平低下。這種惡性循環，又成為循環論證的證據，證明重農抑商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重農的結果對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維穩，有利于皇權。

重農沒有問題，但是不能以抑商為前提;正如郡縣制并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權乃至個人獨裁為前提。重農、抑商和維穩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致又一輪治亂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