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貞觀年間，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創建了一個精干、廉潔、高效的政府系統。經貞觀初年的機構精簡，房玄齡、杜如晦將京官由原來的2000多名裁減為643人。同時，針對因州縣設置劇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狀況，對地方行政機構也“大加并省(裁減)”，裁并了許多州縣。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員和機構精簡，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礎。同時，初唐時期的官場很講正氣，官員大都比較清廉。魏征死的時候家無余財——他把所得的賞賜全用于賑濟災民了。中書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濕，家里同樣清貧。有人勸他經營一點產業，他卻說。我沒有什么功勞，僅僅因為能寫文章就當了這么大的官，這已經很讓我擔心了。我哪里還有心思經營產業？尚書右仆射、歷史上有名的帥哥溫彥博同樣不治自己的家產，他死的時候。家里連體面一點的吊喪場地都提供不出來。由此可見，貞觀時期確實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員就開始結黨營私，出現了有名的“朋黨之爭”，官場腐敗亦在所難免，隨之又有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之弊。種種弊政之下，曾經的大唐盛世日漸衰落，最終坍塌。

精簡過的政府機構是如何變得機構臃腫、冗員充斥的？曾經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是如何變得腐敗污濁的？曾經的好制度是如何變味的？這一切顯然值得思考。

這事還要從科舉制度的變味說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的。在當時，科舉制度是一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它打破了門第界限，給底層士子以上升的渠道。這顯然比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要進步得多。可是有一個問題。大批士子通過科舉制度被源源不斷地選拔上來，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政府如何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如果全讓他們當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讓他們全部當官，那么他們的就業領域何在？去民營企業打工嗎？那時候沒有民營企業。去外企當白領嗎？那時也沒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辦法是：創辦“國學”，大力發展教育和文化事業。這樣一方面可解決士子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還可“德化四方”。對外國進行“文化輸出”。史書記載，貞觀五年以后，唐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弟子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應該說，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錯，實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實為文化盛事，更關鍵的是，這里面還有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派來的弟子，“國際反響”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沒有沿著李世民的這個思路走下去。《舊唐書》栽：“高宗嗣位，政教漸衰……則天稱制，以權道臨天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也就是說，到了唐高宗時，文化教育事業就不受重視了，等武則天稱帝之后，她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不惜弄權，用官位來籠絡讀書人，學術尊嚴和學術氣氛由此變壞。獨立于官場之外的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

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但科舉考試仍在進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斷地涌現，他們的就業渠道只剩下了一條：進入官場。官場接納就業的能力本來不強，現在變得更加擁擠。恰在此時，武則天要培植自己的勢力以打擊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設機構，安插親信。新機構產生。舊機構不取消，這樣便開了機構重疊的口子。機構重疊勢必冗員增多，冗員增多勢必效率低下。更關鍵的是，重疊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不僅會消耗大量的國家資財，而且極容易引發官員之間的派系爭斗。他們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擠兌之中日漸消磨，而腐敗奢靡之氣卻日盛一日。長此以往，官場風氣焉能不壞？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機構日益臃腫、官員日益增多、官場風氣日趨腐敗的情況下，唐朝官員的薪水卻“芝麻開花節節高”。史學家錢穆計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到開元年問，官俸數倍于唐初，天寶年間又數倍于開元。接下來，“大歷數倍于天寶，而建中又數倍于大歷”。屢次加薪之后，大歷年間官一品月俸已達九千緡。此后，唐朝官員的薪水還在繼續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

唐德宗時的大臣沈既濟曾痛陳官場之弊為“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沈既濟的說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風之中，有誰愿意聽這樣的逆耳忠言？再說，即使真聽懂了這番話，此時恐怕也沒人能“挽狂瀾于既倒”了。因為這時的官場已經徹底爛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還有重新振作的機會？積重難返的大唐王朝氣數已盡，只能茍延殘喘地等待謝幕了——何況還有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的內外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