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奸還是濫殺？朱元璋大肆誅殺功臣的真相
大明十七帝中，奠定基業，一生勵精圖治的朱元璋，卻歷來有個公認的評語：殘暴。這個評語，自然來自于其執政一生，大肆屠戮開國功臣的歷史，民間評書里“炮打功臣樓”的說法縱使夸張，不夸張的確是至洪武末期，群星薈萃的大明開國功臣們大多獲罪身死，“虎兔死，走狗烹”的真實史實。所以在各類評書演義，乃至影視作品中，這位開創一代盛世，文武功業驕人的大有為之君，多是陰狠毒辣，冷酷無情，殘忍暴虐的“暴君”形象。
而時下也有許多替朱元璋“翻案”的說法，認定朱元璋在位時期屠殺功臣的行為，乃是“重手肅貪”，屠殺的結果，是帶來了大明朝的“吏治清明”。而遭到屠殺的“功臣”們，則一個個被貼上了“橫行不法”的標簽，“暴君”朱元璋，儼然成為不徇私情，鐵面無私，重手懲奸的“正面”人物。
是懲奸肅貪，還是屠戮無辜，功過是非，還是從歷史的真實記錄里找答案吧。
說“懲奸”，自然要說到洪武時代，開國功臣的種種劣跡，這些，恰是之前關于朱元璋的研究中，素來注意不多的。
說“劣跡”，就要結合一下在朱元璋草創時期，劉伯溫為進獻的“九惡論”。論中的斑斑劣跡，皆是農民起義軍常有，出身“農民起義”的朱元璋麾下各路將領，也自然無法避免，因此才有了后來朱元璋打天下時“定軍規”，以嚴刑峻法重手整治。待到大明開元建國后，眾功臣皆封爵賜祿，各個榮寵無比，但畢竟“本性難移”，和平年代的“溫柔鄉”里，種種劣行的死灰復燃，也是歷史上真實的史實。
僅舉幾個例子：永嘉侯朱亮祖，史載“所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出鎮廣東時，接受當地惡霸賄賂，貪占民財，在受到番禺知縣道同勸阻后，竟懷恨在心上奏章誣陷道同，導致這位在當地頗有名望的清官被朱元璋賜死，釀成冤案。淮安侯華云龍，總兵北平時竟霸占元丞相脫脫府邸，并收納前元宮廷器物，封建時代，這是“大不敬”之罪。延安侯唐勝宗，征戰時期就多次“掠人妻女”。鎮守廣西龍州時又曾“敲詐番人”。吉安侯陸仲亨，“鐵面御史”韓宜可曾彈劾他鎮守臨清時“巧取豪奪，侵占民田”。后來更成為胡惟庸心腹，助其構陷排斥異己。定遠侯王弼，御史齊魯曾彈劾他“好斂財，侵占國稅”，結果遭其報復，罷官回鄉……
位極人臣的“國公”們也不例外，劣跡最多的當屬后來“胡藍案”的主角，“涼國公”藍玉，素來據功驕橫，在各處“蓄田養子奴”，其名下收養養子千人，皆仰仗其勢，在民間橫行不法，比如曾在山東聊城侵占民田千畝，聊城巡按御史湯俊上門質問，竟被他亂鞭打走，平定云南時，劫掠昆明府庫，掠奪大量珍寶，后來平定北元時，“私占財寶馱馬無算”，甚至奸污了北元太子妃。班師回朝時，更下令屬下將士強攻邊關，“破關而入，士卒死亡數十”。
由此可見，在大明開國之后，功臣宿將們的不法行為，確為明王朝曾經發生的事實。對于朱元璋來說，這事關龍位是否穩固的問題，自然要格外重視。
當然，在諸多“劣行”中，也有許多功臣居功不自傲，奉公守法如一，留下了千古美談。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開國武將之首，“徐國公”徐達，雖位極人臣，卻謙遜如初，時常訓誡子女“不得倚勢凌弱，敗壞門風”。統兵數年，軍規森嚴，嚴令“有違令擾民，必戮以殉”。南征北戰時，從不趁勢劫掠，“和平年代”更為官清廉，經濟上不貪不占，其墓志銘上“婦女無所愛，財報無所取”。誠為公允。“曹國公”李文忠也不差，與徐達一樣，他治軍嚴格，愛兵如子并嚴禁擾民，身為朱元璋外甥，在朱元璋猜忌功臣，幾次削奪他兵權僅授閑職時，皆毫無怨言，“恂恂若儒者”。可謂是與世無爭。另一位“堪稱朱元璋“發小”的信國公湯和也不差，在北平，延安，山西等地練兵守備，招募逃荒流民，后來又出巡山東，浙江，防備倭寇，歷年來勤勤懇懇毫無懈怠。恰如明時文臣茹太素所說：“承平之世不失勤懇本色者，信國公也”。
而這幾位在和平年代頗有“善聲”的功臣，也最終迎來了不同的命運。
“劣跡”和“善聲”都一一列舉，且讓我們看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具體過程。
在洪武十一年以前，盡管各地遍多有彈劾功臣不法的奏章報上，但朱元璋的反應是多“以此訓誡”，甚至許多檢舉揭發的官員還遭到朱元璋懲罰。這一時期，真正遭難的功臣有三個，華云龍，廖永忠，劉基。其中華云龍正是因為占住脫脫府邸，以及擅自使用元宮廷物品，以“違制”罪召回京問罪，在路上去世，歷史學家談遷考證，是被朱元璋派人毒死。至于廖永忠，眾所周知的事情，就是他曾奉朱元璋命，在瓜步害死小明王，終讓朱元璋“名正言順”的稱帝。被賜死的罪名和華云龍一樣是“違制”，但結合前情，更有“滅口”的嫌疑，清朝歷史學家李銘漢評價這二人之死時認為，此舉“意在震懾權臣也”。震懾的對象，就是彼時權傾朝野的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說胡惟庸，即引出震撼明廷的胡惟庸案，以及明朝第一謀士劉基之死。
作為大明開國第一謀士，劉基的建樹頗多，“九惡”由他所創，其進獻的《十八策》更是朱元璋此后平天下的基本步驟。殺小明王，也是他向朱元璋進言，但對于這樣一個思維縝密眼光卓絕的人，朱元璋自然既用之又忌之。而做為朱元璋的“老鄉”，身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宣國公李善長，對劉基也是頗多排擠，劉，李二人明爭暗斗數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劉基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辭官歸鄉，而李善長也在朱元璋的軟逼下因“健康狀況”退休，取而代之的正是李善長的親信—胡惟庸。
朱元璋對胡惟庸頗為信任，一者胡惟庸也是“淮西老鄉”，常年在身邊擔任“文書工作”，可謂知根知底，二者胡惟庸在戰爭年代，雖不似諸多文臣武將那般立有“奇功”，但長年協助李善長安撫地方，發展生產，也出力頗多。既有能力，又無“功臣履歷”，又是淮西老鄉，更兼辦事聽話，這樣的人自然容易“操縱”，于是多年來飛黃騰達，至洪武十年(1377年)，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左丞相。
而作為淮西派的人物，胡惟庸對非淮西派的劉基自然不能容。不久之后，退休的劉基就被誣陷與人爭一塊“有王氣”的田地而遭申斥。而真正導致劉基遭禍的，卻是胡惟庸對朱元璋的進言：“江浙士林多曾附逆(張士誠)，且朝廷對之課以重稅，倘有宵小之徒擁劉基為首作亂，天下恐又生事也”。一心保身的劉基做了最后的努力，以“訴冤”為名搬家歸京閑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患病，朱元璋遣胡惟庸贈藥，于二月中身死，世人多言被胡惟庸借機害死，觀來龍去脈，授意者實為朱元璋。
而縱覽劉基之死，可見朱元璋一生最在意的只有一事---專權。而后胡惟庸為相，大權獨攬，朱元璋對其頗多信任，多次覲見時甚至命其貼身而坐，談笑生風。榮寵日甚下，胡惟庸越發飛揚跋扈，對下，大肆結交因各種不法行為遭朱元璋懲罰，心懷怨恨的功臣唐勝宗，陸仲亨，費聚等“驕兵悍將”，對外大肆收受賄賂，史載其家整日“車馬盈門”。各種不法行為，言官們當然彈劾，胡惟庸則一面打擊陷害彈劾自己者，一面在言官中樹立私黨，與御史大夫陳寧結成同黨，凡是不利于己的奏疏，一律瞞報扣押。連戰功卓著的徐國公徐達也曾被其構陷，甚至收買徐達家人欲除之而后快，專權如此，素來嚴苛的朱元璋卻表現出難得的“寬容”，凡敢彈劾胡惟庸的官員一律重辦，連“鐵面御史”韓宜可也險些下獄身死。
大元帥徐達向朱元璋力陳胡惟庸罪惡，卻被呵斥“莫誹謗朝廷重臣”。日久天長，軍隊，言官，地方，皆被胡惟庸安插了親信，諸多“淮西舊將”也與其結成了同盟，朝堂內外，編成一張盤根錯節的關系網。
豈料如此“盤根錯節”，卻頃刻覆滅。
覆滅的開始是從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開始，先是胡惟庸因兒子墜馬怒殺馬車夫，遭朱元璋追查，繼而占城國入貢，胡惟庸卻未及時上報，朱元璋震怒，下令追查，一追查就“順藤摸瓜”，大批黨羽被查出，加上胡惟庸同黨御史中丞涂節臨事驚慌，找朱元璋“自首”然后撒網抓人，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陳寧，涂節等首犯被殺，“人死賬不爛”，追查余黨的工作之后持續了數十年，包括費聚，陸仲亨，唐勝宗等“開國功臣”皆被屠戮，最后被殺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90年)被滿門抄斬的開國六國公之首李善長。胡惟庸死后不到一個月，朱元璋即廢除丞相制，從此建立了高度獨裁的統治。
震撼洪武朝的胡惟庸案，持續近十年，處死一萬五千人，幾乎都是開國功臣宿將，但請注意，雖也有諸如太子朱標的授業恩師宋濂這樣的無辜者(被流放)，但大多數牽涉其中的，多是“淮西派”李善長一脈的文人以及中層軍官。而說到屠殺的原因，觀胡惟庸的行為以及諸多功臣的劣跡，固然該死，但真正的目的，卻還在朱元璋的一句話：“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對劉基念念不忘，因劉基足夠洞穿一切的眼光，對胡惟庸的榮寵甚至放縱，只為放線釣魚，一網打盡。對李善長的秋后算賬，則是要根絕后患。徹底掐滅淮西一脈文臣。一切，都為了直接掌控到那一人之下的權力---相權。李善長，劉基，胡惟庸，只是他實現“躬覽庶政”目的的小棋子。
在這里順便說一個人：永嘉侯朱亮祖，在洪武十三年鎮守廣東時，與當地豪強勾結，使朱元璋冤殺番禺縣令道同，朱元璋察覺后，被逮捕入京，父子二人在金殿之上被朱元璋持鞭活活“抽死”，死后竟也被歸入了“胡黨”，胡惟庸案株連無辜甚多，而他，或許是最不冤枉的。
四
要“躬覽庶政”，除了“相權”外，與之同等重要的，就是軍權，由此有了另一大案---藍玉案。
其實早在藍玉事發前，屠戮的“前奏”就打響了。此時已是洪武朝中后期，戰功卓著的徐達，李文忠兩位“大帥”早相繼病故，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剛剛在遼東會戰里迫降了北元太尉納哈出，為大明收復東北大地的老帥—宋國公馮勝，因“私藏良馬”之罪被逮捕，隨后拘家軟禁。常年擔任副帥的少壯派將領藍玉就此“轉正”，成為明軍中的第一人。次年，藍玉，王弼率十五萬人遠征北元，歷經風餐露宿，行進數月，終于在捕魚兒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捕捉到北元主力，一番惡戰，俘虜北元“黃金家族”宗親3000人，士兵70000人，數日后，竄逃的北元皇帝脫古思帖木兒在瀚難河被宗室也速迭兒殺害，殘喘漠北的北元帝國徹底滅亡，其后，蒙古分裂成瓦剌，韃靼，兀良哈三大部，雖在其后200年間也曾騷擾中原，卻終未再成明廷致命威脅。捷報傳來，朱元璋大為高興，贊道：藍玉，“吾之仲卿，藥師也”。以漢朝名將衛青，唐朝名將李靖將之比擬，可謂圣眷正隆。
但功勛卓著的藍玉終復制了胡惟庸相同的脈絡。大勝之下，橫暴貪婪之性盡露無余，先是貪占繳獲的北元物資，繼而強暴了北元太子妃，回師路上又炫耀武力，強攻邊關隘口。朱元璋下詔褒獎，卻嫌封賞太少，張口質問：“難道我的功勞不足封太師嗎？”行為之驕橫固然不可思議，但聯系他之前鞭打御史強占民田的“光榮事跡”，可見這是他的“真性情”。對這真“性情”，朱元璋如對胡惟庸一樣表現了極大的“寬容”，封其為“涼國公”，但一個“涼”字，卻也為后面的“秋后算賬”埋下伏筆，藍玉卻全然不知，之后幾年，他陸續平定了云南少數民族造反，又率軍西征哈密得勝，大明四方總算“天下太平”，藍玉的災禍，卻從此來了。
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使蔣獻控告藍玉謀反，繼而大獄再興，平定云南的穎國公傅友德，平定東北的宋國公馮勝，捕魚兒海戰役中藍玉的副將王弼，均相繼被株，連帶被殺的又達一萬五千人，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盡是沙場功勛卓著的“名帥”們，而在藍玉伏誅后的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再次改組“五軍都督府”，位高權重的“大都督”們僅剩空銜，國家兵馬后勤調度管理大權，從此牢牢掌控在皇帝直接操縱的“兵部”。所以探究“藍玉案”，有說藍玉“跋扈”招禍，有說是因朱標之死，朱元璋擔心“太孫”朱允文難以掌控局面，故而提前為他掃清障礙。但根本原因，卻還在“躬覽庶政”四個字。
而在洪武朝這場持續二十年的血雨腥風中保存下來的功臣，方法也各有不同，徐達過世比較早(洪武十五年去世)，湯和常年在外守備，特別是身擔東南沿海“防倭”大任。常遇春英年早逝，但其子常茂也被控多有“不法”，但最終被安置在龍州留得一命。縱覽他們能夠明哲保身的原因，除了人品正派，善舉不斷外，其實就是四個字：聽話，不爭。
而在后人論起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惡劣后果時，無不提到他死后的靖難之役，普遍的觀點是：正是因為朱元璋屠戮功臣，導致朱棣起兵時，建文帝朱允文面臨無兵可用的局面。然而事實是，朱元璋并未預見到朱棣會舉兵叛亂，卻也為朱允文留下了國家有戰亂時，可堪信任的能將：耿炳文。他的作用，我們獨立開篇講。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大明開國洪武皇帝朱元璋過世，廟號太祖，謚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尸骨未寒，即迎來一場席卷北中國的血雨腥風：靖難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