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里的老靈魂 老北京的“凄涼曲”

話劇《王府井》劇照(資料圖)

詞人納蘭性德有闕《采桑子》，開頭一句“誰翻樂府凄涼曲”，而老北京的“凄涼曲”似乎永遠也講不完。鴿哨中溫柔的呢喃、槐葉樹影的婆娑、西皮二黃流淌的隱隱風情，還有京腔卷舌音的溫柔余韻……不論是紅墻碧瓦太和殿的帝王氣派，還是胡同小巷四合院的尋常巷陌，甚至一串紅艷艷的冰糖葫蘆、一碗滋味無窮的炒肝，咂摸出的都是六百年古都的爛漫與滄桑。

國家大劇院原創話劇《王府井》就講述了一家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祿頂鴻”帽店的故事，這家老店與其說是存在于舊時老北京的版圖之上，不如說是存在于我們共同的集體記憶之中，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瑞蚨祥、內聯升、同仁堂、吳裕泰，甚至全聚德、便宜坊，因為“料要精，工要整;勤出巧，不偷懶;客是天，要周全……”都是這些老字號共同的傳承法則，看似充滿了刻板、教條，實則是浸潤在老北京“溫良恭儉讓”的禮貌之下，那滲入到骨子里的規矩與尊嚴。

劇情線索圍繞帽店少東家佟壽春一生的悲歡離合而展開，輔以“福盛樓”的王爺、太監喜爺、“仙人居”炒肝的蔡仙兒、夏景弘等眾商家，保匾、救匾、護匾、守匾的經歷，輻射出大時代背景中百年老街的風雨滄桑。熱血、尊嚴、傲骨，還有一縷愛情渺茫的云煙氤氳其中，使得這條長街上虛構的人影也仿佛都具備了靈魂，共同為故地還魂重生。長街之上，他們頭頂星辰，心懷敬畏，去踐履著老北京買賣人一生的意義和使命，在風起云涌的政權更迭中奮力掙扎，并最終把個人命運匯入到國族命運當中，混雜交織成時代的大江大海。

透過這部戲你會發現，北京這座城市有著太多偉大而深厚的傳統，而王府井一草一木也都大有來頭。當“王府井”被洋人改成了“莫理循”大街，東安市場里還是熙來攘往，倒驢不倒架的八旗貴族提籠架鳥，炒肝店里老少爺們談天吹牛皮，日光之下的北京城，依舊不急不緩、悠哉游哉地過著自己的時光，因為段子歸段子，一笑而過，沒人拿它當真;而當一把大火燒掉了買賣人的誠信，佟壽春率領眾男兒義薄云天的那一跪，膝下的黃金才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尊嚴——劇中的這些故事，都太符合我們對于這座城市的想象，它的榮耀、它的落寞，它的皇城情結與鄉土氣息，都是那樣鮮活且獨特地存在。

而觀眾在觀劇之時，想象著就在距離劇場不遠處的東邊，就是很久以前、眼前這些故事的發生地，也會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極為奇妙的、與歷史之間不由自主的隔空唱合：一方面浸淫在峰回路轉的情節之中，另一方面又能夠俯瞰其上，用悲憫的角度注視祖先的選擇。而戲中處處所洋溢的市井風情，又和劇本本身企圖所描述的宏大命題形成參差對照，其實劇中人物心靈和精神上所經歷的轉折與變化，遠遠要比時代的詭譎變遷更為精彩。

說起京味兒文學與戲劇傳統，當年的老舍與林海音自是因為從小生活的耳濡目染，鋪展開一段錦繡文章;而葉廣芩、郭寶昌，也是作為大宅門生活的最后一代，追憶著往昔凋零的榮光。當我們離開了前輩生活的背景，又如何靠著老人講述的一鱗半爪和翻閱故紙堆中的陳年往事敷衍出一片天地，或者說，在當今的京味兒文學發展中，我們究竟要如何憑空架起一座時空橋梁，連接起歷史、生活與想象？《王府井》正是提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王府井》編劇鄭天瑋曾說：“在王府井那兒無數次走，后來我發現大家都是過客，只有這條街永遠在。”無數的溪流都終將匯成時光海洋，時代的潮涌中也裹挾著泥沙俱下的蒼涼，在莽莽蒼蒼的背景之上，佟壽春、云兒、王爺、太監喜爺的身影正在逐漸淡去，但即便許多老北京的城門與胡同都只剩下了四通八達地鐵線路圖上的地名，他們也依然能夠找到回家的路。

今年夏天，《王府井》第一次踏出北京城赴臺灣巡演，巡演期間，一位觀眾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故事：“我的爸爸曾經是北京同仁堂的伙計，1949年他奉老掌柜樂老先生之命，來臺灣創立同仁堂分號，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前幾年兩岸開放，爸爸帶我回北京，再進同仁堂老店，他已經從當年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輪椅上泣不成聲……”也許，故土和異鄉、家國與山河，就在那幕起幕落間完成了一次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聚合，當戲結尾之時，大雪紛飛、繁華落盡，佟壽春與王爺的恩仇在一笑間泯滅，那么當一切風起云涌的政治語境與時代背景都成云煙散盡，我們究竟要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構建一片早已消逝了的風景？用夢寐、用文章，還有在舞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