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距離大明王朝滅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時正忙于九子奪嫡家事的康熙爺肯定沒有想到，自己的藩屬國朝鮮此時正在秘密地進行著一場“甲申六十年祭”的紀念明朝大型儀式。這多少有點時光錯亂的感覺，要知道，隨著臺灣在1683年的歸于一統，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華已銷聲匿跡了21年之久。

這一年，朝鮮肅宗國王在自己的王宮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建筑—“大報壇”，以至高無上的祭天之禮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為了朝鮮王朝今后兩百年間最為隆重的祭禮。

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鮮思念明朝的一個縮影。實際上，有清一代，朝鮮在從軍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時，朝野之中始終彌漫著以明朝為中華正統，把清朝視為夷狄而與之虛與委蛇的主流意識形態，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張的是，包括幾任國王在內，朝鮮也不乏以“驅逐韃虜，反清復明”為己任的極端復國主義者，朝鮮的孝宗國王甚至有“養精兵十萬，出其不意，直抵關外”的具體軍事構想。而最可笑的是，在當時那個信息封閉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觀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終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著儒家中華正統觀的朝鮮一直都是以“藩國”自居，尊中原王朝為宗主國，但在歷代王朝中，朝鮮最為心悅誠服的卻是明朝，朝鮮國內甚至有學者將明朝看成“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際都無改初衷。

中國的明清時代對應的朝鮮王朝為李朝(1392—1910年)，事實上，李朝的創建就是朝鮮忠誠于大明的一個最好例證。朝鮮高麗王朝在與朱元璋發生領土爭端之后謀劃進攻遼東，不愿伐明的高麗大將李成桂先是苦諫國王遭拒，之后便發動政變推翻了高麗王朝，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稱王之后，迅速確立了“事大主義”的國策，并且上書朱元璋要求天子賜予“國號”，此舉在朝鮮歷史上也就僅此一次，朝鮮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賜名后堂堂正正地成為了“朝鮮”。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雖然萬歷皇帝在中國歷史上聲名狼藉，但卻是朝鮮歷史上最為尊崇的中國皇帝。朱元璋的“賜名”被朝鮮王朝認為是“大造之恩”，而萬歷的“抗日援朝”則被朝鮮認為是“再造之恩”，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報壇”的修建初衷。在朝鮮君臣的心目中，萬歷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帶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劇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東征”，朝鮮的肅宗國王甚至“內疚”地認為，如果不是出兵朝鮮而損耗國力，明朝就算亡國，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樣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樣旋踵亡國。

盡管此時朝鮮官方文書的紀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號，但在私下里，無論是私人文書，還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紀年，用清朝年號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當時朝鮮的主流是采用崇禎的年號，以至于出現了“崇禎兩百多年”的奇事，19世紀下半葉還有朝鮮儒生自豪地說“喚我作大明人”。

這可謂是世界歷史上最獨一無二的現象：某位皇帝在本國早已成為前朝舊人，但在鄰國的紀年中卻還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存在著。對此，朝鮮儒家大師樸趾源在“燕行錄”名著《熱河日記》中一語點明：“尊崇禎以存中國。”既然軍事上無法完成反清復明的夢想，就讓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遠活在“崇禎”的年號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