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歷史數千年，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么多奸臣。比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為首的“北宋六賊”外，其他還有李邦彥、張邦昌、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留夢炎等多人。這些大奸臣不僅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宋代經濟取得一定成就，朝野奸臣結成利益集團，以韜光養晦為基本國策;外有強敵，卻秉承和平方針，有些奸臣與外敵暗中勾連;內部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奸臣對內暴力維穩;官民盛行奢靡之風，知識精英一心只為做官發財！

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種繁榮的極好藝術再現。但是，經濟發展并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眾庶從來就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后是豪強不斷兼并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占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為全社會最富有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措施，來抑制豪強的擴張。因此，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在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費盡心機使出渾身解數，只要有需要，什么爾虞我詐、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打擊報復、栽贓構陷等一切陰謀手段都可以使出來，一代代大奸臣就是這么煉成的。

兩宋采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里，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采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通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

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外敵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茍安。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后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在宋朝，宰相主持內政外交，因此他們在“議和”的舞臺上有足夠的表演空間，也最有可能墮落為賣國求榮的大奸臣，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在宋朝的思想上，統治者通過比以往更嚴格更精細的科舉考試和必須與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導向，逐步加深對人的鉗制，于是宋儒理學應運而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為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復存在。

秦檜、留夢炎等眾多宰相，都是進士出身甚至狀元及第，最終卻淪落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賣國賊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國家不幸詩家幸，如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讀書人，他們還保有著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以皇帝為代表的頹靡文化指引下，更多的讀書人不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沉迷在各種流行娛樂文化中，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等在宋代都發展到了頂峰，在知識精英那里追求流行文化就是時尚，就是品位。

知識分子不再關心國家民族，而是醉生夢死享樂至上，當然有利于統治者維持穩定。但也正是從頹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選拔出來的官員，絕大多數沒有理想，也沒有廉恥，玩弄權術，貪污腐敗。而身居高位的大奸臣，便是其中的登峰造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