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學界對明清戶籍制度的研究，多從國家對社會的影響和控制角度進行探討，注重從上到下看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社會史興起以來，史學界的眼光開始“向下”，注重從下層民眾的角度來看問題。在中國傳統社會，土地與科舉是普通民眾改變身份、地位的主要手段和渠道，而戶籍與這兩者密切相關。

開立戶籍的重要性：以藍山鐘氏為例

明清時期，百姓只有取得戶籍，為朝廷納稅當差，才能被認為是王朝的子民，才有獲得土地開發及利用的權利，有參加科舉的資格。否則，則被視為“流民”或“無籍之民”。所以，在記錄祖先事跡的族譜中，特別強調入籍祖的地位。民國時期藍山的《鐘氏族譜·闔戶宗祠》載：“縣城宗祠自清道光三年癸未告竣，正中起造神龕，奉祀始祖嫩七公暨六六公及戶祖榮卿公，永為百世不祧之宗……贊曰：嫩公肇基，輝映鵝塘。榮公遷貫，乃隸藍山……”

將入籍祖榮卿公與始遷祖嫩七公并列，并將其列為“百世不祧之宗”，固然是因為他與始遷祖只隔了一代，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榮卿公作為入籍祖的地位受到格外的重視。據《鐘氏族譜·闔戶田租表》統計，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止，在藍山鐘氏后人為其各代先祖所設的祭田中，“榮卿公祭田”處數、畝數、禾租谷數分別為21處、27.1畝、10400斤，數量第二的“德成公捐祭田”分別是4處、11畝、3920斤，可見戶祖榮卿公在藍山鐘氏中的地位。

鐘榮卿(1369—1440)開立戶籍時當在明初。眾所周知，明太祖立國后，實行里甲制，每十年編修一次基于里甲組織的黃冊，將“清冊供單”分給各戶登記。“清冊供單”的內容有鄉貫、年歲、丁口，田、地、山、塘各項產業，應納稅糧多少等內容。通過里甲戶籍登記，百姓的田產受到政府的認可，這與無籍之人耕種的土地不具有合法性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除此之外，因為入籍的百姓向朝廷納糧當差，承擔了一定的國家義務，也享有無籍之人無法享受的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土地以及科舉是下層向上層邁進的主要途徑，而這兩者均與戶籍密切相關，是否擁有戶籍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戶籍與土地：藍山鐘氏的土地占有權

藍山鐘氏自始遷祖嫩七公于元延祐間從江西遷至湖南藍山，定居于黎家頭。據《鐘氏族譜》稱，黎氏家族自宋便定居于此，是一個大族。到元代中葉，黎家開始衰微。自第三代文福公、文德公開始，黎姓諸山場、水利、房屋基址先后歸鐘氏，鐘氏家業始大。就這一點來看，文福、文德二公對于鐘氏家族的功勞還在乃父開戶祖榮卿公之上。但是，如果沒有榮卿公的開立戶籍，其一切產業均不能得到官府的認可，也得不到其他姓氏的認同。到1936年修譜時，由于各代的積累，其山場“南北長幾三十里”，并配有山場圖，將其稱為“鐘榮卿戶山場圖”。

因榮卿公在官府開立了戶籍，其戶籍之下所管山場、土地也獲得認可與支持，在發生土地糾紛時，常常處于有利的地位。如光緒十六年(1890年)與雷姓家族發生一起土地糾紛案，族譜中記載的官方判詞如下：“照鐘仁浩等以借墳飛占事具控雷彰德等，而雷彰德等以誕吉綱占事具訴鐘仁浩一案。茲經覆訊，據雷姓并劉藍二姓所供，癩子嶺全山實系鐘姓世守之業，……雷姓寫譜扯上大坪等字，筆跡不符，其為偽造后添無疑。……至由彭商翰一穴以上全嶺，……概歸鐘姓管業，收租葬賣、開挖栽種，不與異姓相關。”

在此次土地糾紛中，鐘、雷兩家都拿出族譜以證明糾紛地為本族所有，雷家甚至不惜在族譜上造假。族譜作為一種文化資源的手段，無疑與祖先開立戶籍、土地開發的歷史相關。還有一件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墓地糾紛契約記載：“立還字人崔土保兄弟，對仝母蕭氏。……因我兄弟無知，今春挖種墦土，有傷鐘姓墳腦來脈。鐘姓經請鄰老雷孔元、成天仁登山看明，實系有礙鄰老公斷。我等醮謝，求鐘姓叔侄寬恕，免其興訟。念我兄弟愚蠢，嗣后再不敢在墳山頂腦上開挖、栽種生理。”

在此契約中，崔土保兄弟可謂低聲下氣。為了保證其有效性，鐘姓還請了雷孔元、成天仁兩位鄰老在場作證，并且由外姓蕭國賓代筆，以表示其并非鐘姓私自杜撰。其實，崔家所買之土地只是與鐘姓墓地相連，其開挖栽種，未必就侵占了鐘姓的墓地。但是，鐘姓卻以有傷風水為借口，要求崔姓不許“在墳山頂腦上開挖、栽種生理”，否則，鐘姓拿此契約稟官重究。

戶籍與科舉：以藍山縣戶籍歸屬案為例

戶籍對于科舉的重要性，在于政府之規定。據《大明會典》記載，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政府規定各府、州、縣生員鄉試前要“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清代仍之，并且規定更為詳細。為了防止冒籍，順治二年(1645年)規定：“生童有籍貫假冒者，盡行褫革，仍將廩保懲黜;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方準入試。”(《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一)考試權利的獲取，要求其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并且要求“墳墓田宅俱有的據”，這個“的據”是什么呢？無疑就是開立戶籍后在官府的登記。

不僅是否擁有戶籍很重要，而且因為戶籍歸屬涉及科舉名額的競爭，也容易引起糾紛。民國《藍山縣圖志》記載了康熙年間湖南藍山、寧遠二縣發生的一起戶籍爭端事件：“詞稱：蟻系藍山縣大慈鄉二都里元戶口，……緣因先年各村置買寧遠縣莊糧二百余石，便產各居，與本邑藍民，煙火相連，非走居寧民境內，流寓無籍者可比，雖與寧界接壤，原屬藍山管轄，歷幾百余年矣。禍因康熙四十五年，突遭寧遠縣主新任，不查來歷，捏以楊作楫、黃云彩、曾習孔等村不服寧編，混詳各憲，據詳批入寧編管考試。遭寧邑衿棍屢屢抗阻。于四十六年，曾光余等有違批歧視之控。四十九年，楊高選等有抗法阻試之控。五十一年，生黃云彩等，又有粘情哭奏之訴。連年奔赴撫憲，構訟不休，兩縣不安。……茲查據，……四十六村原非寧邑管轄地方可知矣！”

大慈鄉四十六村原屬于藍山縣，因其與寧遠縣相近，并在寧遠縣購有田產莊糧兩百余石，因此而向寧遠縣交納錢糧。后來，新任的寧遠縣令因此將其劃歸到寧遠縣，并令四十六村村民屬籍寧遠縣。但是，因為戶籍與科舉的權利密切相關，而一個縣的科舉名額是有限的。商衍鎏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稱：“每縣學額，按文風高下、錢糧丁口之多寡以為差。”原屬藍山縣大慈鄉四十六村村民被劃歸寧遠縣考試，自然遭到了寧遠縣人的強烈反對。經官府調查確認，四十六村的村民最終劃到藍山考試。在這件爭端中，藍山縣令劉涵“周悉民隱，再四勘詳”，當事村眾對此感激不已，為劉建生祠并樹德政碑。可知在鄉民心目中戶籍對于科舉考試之重要。

對于明清時期的湘南地區來說，隨著明代以來移民的遷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長，土地與科舉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與這兩者密切相關的戶籍的地位因此而凸顯了出來。當然，明清時期的戶籍涉及的內容還有很多，如戶籍與宗族組織、身份認同、社會地位的關系，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對于探討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