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學額”：政治資源的空間分配

清代學額，簡單一點講是指童子試（院試）錄取的府州縣生員（俗稱“秀才”）的名額。清代科舉制度基本沿明制，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訓，對學額制度進行改革。它對各級學校每一科錄取的新生實施限額。考生沒有取得功名之前稱為“童生”，考生入學后稱“生員”。生員分為廩膳生員、增廣生員和附學生員，廩生、增生是歲科兩試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廩膳費，剛錄取入學的生員稱附生。

中國古代學額制度是政治資源空間配置的重要載體。學額的分配實質上是國家資源和權力在基層的分配。清代“科舉必由學校”，然入學有定額，即學額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學額堪稱第一等重要的社會資源，成為各地、各方爭奪的目標。秀才是清代基層紳士的主力，入學，成為秀才（生員）是獲得進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門檻，意味著擺脫了“民”的身份，擁有一系列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

順治九年（1652），各地學宮立臥碑文：“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康熙九年（1670），禮部題準給予生員一些優(yōu)恤政治待遇：“生員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學政，俟黜革后治以應得之罪。若事訟小事，發(fā)學責懲，不得視同齊民，一律撲責。”

清朝的最后一位科舉人鐘毓龍謂：“秀才對長官，別于平民者三事：一、但須長揖，不必下跪。二、自稱生員，不稱小底。見知縣稱父臺，見知府稱公祖，不稱老爺、大老爺。三、非先咨請斥革，即犯法亦不能用刑。”雖然生員見知縣、知府可以不稱老爺，但平民百姓卻必須稱生員為“老爺”，所謂“舉貢生監(jiān)，無不老爺”。成了生員就意味著步入紳士階層。同時，若進一步參加科考，中了舉人，則進入官紳陣營。舉人之出路，自以得中進士為正途。若會試屢屢不中，則尚有兩出路，諺所謂“頭頂知縣，腳踏教官”。

正因為如此，眾多士人耗盡畢生精力也要入學。據(jù)張仲禮統(tǒng)計分析，19世紀平均一個縣的童生數(shù)要略高于1000人而學額卻只有區(qū)區(qū)幾十。

分配原則：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多寡

學額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清政府對于各府州縣學的定額原則，在《學政全書》、《會典事例》等政書中只有簡單的一句話：“順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學，視人文多寡，分為大、中、小學。”商衍鎏先生結合自己科場切身經(jīng)歷寫成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則加上了錢糧丁口，稱：“每縣學額，按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多寡以為差，分為大、中、小學”， 并在《序例》中說清代科舉制度“多承明制”。清人福格亦曰“按其地文風盛薄而定”，并謂“考此制準乎明季之法”。文風高下的內涵除了指中舉、中進士人數(shù)，還包括應考童生人數(shù)，錢糧丁口則指地方的人口和所交賦稅。

學額的分配

清代對學額的厘定始于順治四年（1647）。據(jù)嘉慶《欽定學政全書》載，該年“定直隸、各省儒學，視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學；取進童生，大學四十名，中學三十名，小學二十名”。同時還確定廩膳、增廣生員的數(shù)量：“直省各學廩膳生員，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衛(wèi)學十名，增廣生員名數(shù)同。”當時清廷入關不久，百廢待興，這一額度可能有點過于優(yōu)待，因而僅過10年便對此做出了調整：“順治十五年（1658）題準，直省取進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縣十五名，小學或四名或五名”。但這次調整似乎又有點過于苛刻，尤其是對低端的學校，于是12年之后做了第二次調整：“康熙九年（1670）題準，各直省取進童生，大府州縣仍舊，中學十二名，小學或八名或七名”。這次調整雖然只針對小學，但其額度增幅較大，對于提升文化的普遍水準顯然是十分有益的。

康熙的這次調整看來還是比較有成效的，直到半個世紀之后雍正才又重新調整：“雍正二年（1724）奉上諭：我圣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戶誦，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學政會核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此后，清代各府州縣學額等級總例沒有變化。

此表反映的是全國總體的情形，就長江三角洲地區(qū)而論，上述總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由于各地文化事業(yè)發(fā)展極不平衡，因此，實際上的學額在某些地區(qū)還是有差異的。”乾隆《江南通志》記載，“國朝順治五年（1648）定額，府學六十名。”不僅府學，順治五年（1148）江南各州縣的入學額例也與上述全國總例有所不同。乾隆《江南通志》載“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中、小學均較全國總例稍低。

而當順治十五年（1658）全國學額大幅下調之際，江南一帶明顯表現(xiàn)出了較高的相對水平。乾隆《江南通志》載，該年“定額府學二十名，大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八名”。與全國總例相比，府學、大學、中學相同，而小學高出接近翻倍。不言而喻，就學校數(shù)量而言，各類學校中為數(shù)最多的正是小學。江南一帶學額總量之偏高可想而知。康熙九年（1670）全國學額總例稍有反彈，唯一的變化正是將小學由4-5名提高到7-8名，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為全國通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全國學額總例并無變動的情況下，江浙的學額再次上浮。據(jù)《欽定學政全書》所載，該年奉上諭“江浙人文繁盛，增廣入學額數(shù)”，結果議準“小學十二名，中學十六名，大學二十名，府學二十五名”。這一調整等于已經(jīng)將半個世紀后（1724）的學額上調幅度提前兌現(xiàn)了一半。而后來那次學額上浮，并非全國整齊劃一，其適用范圍只是“人文最盛之地”；從乾隆《江南通志》的記載可見，這一帶正是該政策的實施地區(qū)。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總例”、“通例”只是一個政策性的平臺，并不是決定學額實際的唯一因素。在這一基礎上，還有兩種措施可以導致學額的增廣。其一是恩廣，即每當朝廷有大典或喜事，由皇上下恩詔臨時增廣一定的學額。另一是捐廣，即當國家危困、需財孔急之際，往往通過開捐的手段讓地方輸財以增廣學額，特別是平定三藩之亂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大規(guī)模的捐廣學額。

學額作為一種稀缺性資源，又是政府控制地方社會的有效手段，要提高取額等級十分困難。整個清代，除制度性的普調外，極少地方能提高取額等級。與此同時，不提高學校等級，僅增加學額少許，也絕非易事。然增廣學額是各地的普遍愿望，只要有機會，如轄境調整、戶籍變更之類，各地都會充分利用，務求增廣。

如何走捷徑：冒籍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文風不一，各地及專設學額童試競爭度相差懸殊，這導致考試競爭激烈地區(qū)的考生通過冒籍的手段，進入考試競爭相對不太激烈的地區(qū)或身份類別的考試體系參加科舉考試。

故，清代雖然有嚴格的預防措施，但冒籍應考還是不可避免。冒籍分為籍貫冒籍、身份冒籍科考兩大類。雍正六年，有官員稱粵東廣州、潮州等府不僅本府內各州縣“向有通考之弊”，而且“隔府隔縣混入學者甚多”。乾隆十年，江蘇官員稱該地童試，“率皆彼此通融互考，且有一人冒考數(shù)處，或多作重卷數(shù)名”。“向有”、“率皆”說明冒籍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xiàn)象。

清代童試冒籍具有兩個特點，其一是邊遠地區(qū)更為常見。乾隆二十五年，廣西學政鞠愷奏稱，本省府縣相鄰之人冒考固有，不過大部分是外省而來的冒考者，所謂“浙江、江西、湖廣、廣東等省之人冒考廣西者尤多”。其它邊遠地區(qū)也大抵如此。這一點類似今天的“高考移民”。

需要說明的，清廷對冒籍現(xiàn)象也并非一直禁止，對有些地區(qū)，特別是文化發(fā)達較地區(qū)，往往默許這一現(xiàn)象的存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浙江巡撫見它省商籍學額已裁，也奏請將本省的商籍學額裁汰。反倒是乾隆不允，認為“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人材輩出”。正因如此，晚清舉人鐘毓龍為錢塘人，他與堂兄均系冒考商籍，還在回憶錄中稱杭州商籍為“仁、錢兩縣人優(yōu)越之權利”。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清代杭州籍進士較多。

學額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地區(qū)之間的協(xié)調發(fā)展，可以說是本著公平的意愿來設立的，但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它保證了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落后的地區(qū)也能享受到王朝的雨潤，同時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