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上海灘的“南京”路雖多，卻未能窮盡歷史上的南京名稱。758年，唐代以江寧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體字)州”，但如今滬上并無“升州路”(不過南京還有)。

再說到“昇州”之“州”，在中國的地名變遷里實在是個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說法，但“州”真正在政區里出現則要到漢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二級政區制度，漢代因之。西漢武帝創立十三州，作為監察區域;至東漢靈帝時，黃巾軍起，南陽太守劉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權，地方政區亦由此變成了三級制，劉表是荊州牧，劉備是豫州牧，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時的“州”幅員廣大，譬如蜀漢一國，其實只及漢代的一個益州，換句話說，諸葛亮以丞相兼領益州牧之后，后主劉禪確實也沒啥事可做了。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權力這個考慮，加上國家分裂，割據政權各行其是(譬如三國魏吳都設荊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越來越多，轄區倒是越來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陳加起來，居然已經有253個州，而下一級的郡不過698個，基層的縣亦只有1562個。這實在是機構臃腫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陳后罷天下諸郡，等于是把州降級到原來郡的地位，隋煬帝干脆又把州改名為郡，繞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襲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幾百個州實在過于困難，唐太宗就苦于記不住各地長官名字而將其寫于屏風之上，中唐之后，遂又變成道州縣三級體制。

雖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對中國地名卻影響深遠。不像秦漢的郡名毫無規律，唐代州名整齊劃一，一律是單字加州，許多名字今天也是廣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杭州，以及閩粵兩省的省會福州、廣州;而“揚州”也是在唐代從九州中泛指長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從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國都雍州(今西安)升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陽)升為河南府后，“府”儼然就成了擁有特權的州。到宋代就出現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遷而成，等級均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為臨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變得越來越多，到明清更是成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諺語。

“州”之變為“府”，對于政區本身無甚影響，對地名而言卻是大混亂。府名通常都是二字，于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為太原府。但有些時候新的名字又不見得比舊有名字順耳，更多的情況是懶得取新名字，結果在明清時期就普遍出現了先從“蘇州”改成“平江府”，最后又改成“蘇州府”這樣疊床架屋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