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時代法律規定 刑訊逼供合法但列為下策
在我國古代，刑訊逼供是一種殘酷黑暗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時期的《禮記·月令》就有記載：“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肆掠”指的就是刑訊，仲春之月要停止“肆掠”，也就是說其它時節是允許刑訊的。秦朝的刑訊制度規定：能根據供詞追問，不用拷打而得到案件實情的是上策，而用拷打的方法得到實情的則是下策。在審理案件時，必須“先盡聽其言而書之”，讓犯人充分陳述，把話說完，再根據疑點發問，經過多次追問而仍然欺詐且拒不服罪的，就要依法“笞掠”。秦律雖然提倡不用刑訊逼供的辦法審案，但也承認了刑訊的合法性。
西漢時期的司法機關在審訊中，把犯人的口供作為判決的重要依據，進一步確立了刑訊制度。按漢律規定：如果判官認為罪證確鑿而犯人仍不認罪，就可采用刑訊的方法。后世的唐宋等朝代也大多依漢朝的規定。
《唐律疏議》記載：“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查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唐朝由于審判經驗的積累，刑訊方法也制度化，如規定拷打犯人不得超過三次，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限制缺乏約束力，連唐朝皇帝也承認司法機關“肆行慘虐，曾靡人心”。武則天時，為排除異己，鞏固自己的統治，啟用了一大批酷吏，刑訊逼供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著名酷吏來俊臣審問犯人時“不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在這種威逼下，囚犯“戰栗流汗，望風自誣”，許多良善之人被屈打成招，導致了一大批冤假錯案的發生。
古代刑訊逼供的制度化，不僅是由于封建統治者鞏固其統治，還與古代的定案方式本身有密切關系。古時候，犯人的口供歷來被認為是判決的主要依據，明朝規定“必據犯人之招革，以定其情”。清朝說得就更明白了：“斷罪必取輸服供詞。”但怎樣才能得到口供呢？犯人如果自愿招認，那自然好;如果不招認，那就必須使用刑訊了。特別是有些特殊案件，上級嚴限時日催促結案，刑訊逼供就成為必要的手段了。如今，刑訊逼供被認為是一種極惡劣的審訊方法。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