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前202)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前后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范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晁錯在其《重農貴粟疏》中曾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這是一般農家的狀況，百畝產量為100石，文帝時一石糧價為500錢，100石總收入為50000錢。按照十五稅一計算，農民負擔占其總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稅一計算，農民負擔占其總收入的3.86%。從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君主專制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余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西漢由于農民負擔長期得到減輕，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現了社會安定和諧的“文景之治”。史稱：惠帝呂后之間，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戶口浸息，刑罰用稀;文景之世，國家元氣恢復，社會安定，府庫充實，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記·律書》記載文帝時，“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至漢武帝時期，因“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富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牸牝者檳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后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于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君主專制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志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由于文景兩帝的政策，適當調整了生產關系，使之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對當時的君主專制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漢初以來，特別是文景時期的政治權力正在某種程度上按著合乎君主專制經濟發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比較快一些。

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會和國家都已經比較富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由此可見，文景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定，確實稱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稱這段統治時期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漢朝統一王權的統治下，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采取與時代相應的統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因而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