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危機的出現，馬克思的《資本論》又成了輿論與閱讀的熱點。馬克思預言了一個“金融資本統治的世界”。“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對經濟危機有著深刻認識的馬克思還指出，虛擬資本是信用制度升級后，資本人格化自我膨脹的必然結果。它必然完全脫離實際生活的邏輯，脫離實際經濟邏輯，從而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造成傷害，成為自己的敵人。

《資本論》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過程，正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曾發現有機自然界的進化規律一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發現了人類社會的進化規律。《資本論》是馬克思用畢生精力著述的偉大的科學巨著，是人類歷史上經驗和智慧的結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馬克思在《資本論》這部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個世界各國的人物，其中只有一個是中國人，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蔭。

這個名叫王茂蔭的牛人是何許人？王茂蔭(1798—1865年)，字椿年，號子懷，安徽歙縣人。中國清代著名經濟學家、貨幣理論家、財政學家。他于1832年考中進士步入仕途。歷任戶部主事、御史、戶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職務。王茂蔭在京歷任三朝，居官30年，不攜眷屬隨任，一直獨居宣武門外歙縣會館，以兩袖清風、直言敢諫而聞名。1864年，因為母親去世離職返鄉，1865年在家鄉病逝。 著有《王侍郎奏議》11卷及《皖省褒忠錄》。《清史稿》有王茂蔭傳。王茂蔭畢生致力于我國經濟史尤其是貨幣史的研究和實踐，他的貨幣觀點及鈔幣發行方案最為引人注目，被學術界評價為“我國封建社會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

王茂蔭是一位非常有見解的財政專家，他曾在戶部任職多年，并主管過錢法堂事務，因而對幣制改革一直非常關注，能夠針對不同的社會財政狀況，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緩解財政危機的方法。咸豐元年(1851年)，王茂蔭上呈《條議鈔法折》，建議發行由銀號出資替政府負兌現責任的絲織鈔幣，以解決財政困難，被朝廷否決。1853年至1854年，他又兩上條疏請改幣制，均遭駁回。他提出的兌現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的主張，反對鑄造當百、當五百、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對保持社會穩定、遏制通貨澎脹有一定的作用。針對當時朝廷權臣肅順等請添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的建議，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對物價規律和貨幣投放之間的關系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但是，王茂蔭的這些建議，遭到急于填充國庫的咸豐皇帝的嚴斥，指責他“為商人指使，不關心國事”，并將他調離戶部崗位。

王茂蔭的貨幣改革方案，被俄國傳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華)寫進《內閣關于紙幣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編的一部多卷本資料匯編。當這部資料匯編被翻譯成德文，并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時，書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館中國著述集》了。《內閣關于紙幣的奏折》通過這個德文譯本受到了博學的馬克思的注意。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談到貨幣或商品流通、論述“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問題時，以第八十三條大段注釋的方式專門提到了中國理財官王茂蔭及其“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的觀點，從而使他成為《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

時人對王茂蔭評價很高，說他“直聲清節，上自公卿，下至工賈隸圉，無智愚遐邇，嘖嘖皆贊其賢”(《阮陵吳大廷序》)。朝廷諭旨“廣為刊布，實力勸導”、成書在王茂蔭去世后不久的張之洞的《勸學篇》，幾乎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士子必讀手冊，影響極大、傳布極廣，“不脛而遍于海內”。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同心第一》中也這樣盛贊王茂蔭等人：“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于數千里之內，二賀(熙齡、長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于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呂(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于廟堂之上，有以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