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的傷心來自這樣一個現狀：就目前形勢而言，除了袁世凱，還有誰能夠指揮北洋新軍？關鍵時刻，不但連慶親王這樣的皇室宗親都靠不住，而且沒有一個皇親國戚能夠血氣方剛地站出來為大清王朝力挽狂瀾！

京城開始實行戒嚴，軍警突擊檢查火車站、會館、旅店以及各種公共場所，禁止戲園夜場和晚間電影，并通知各報紙，如刊登湖北的消息，不得捏造和傳播謠言——各報紙可以不在報上登湖北的消息，但在報館門口貼出類似大字報之類披露武昌情形的“揭示牌”，官方不能說是違法的，于是“圍聚而觀者，日輒不絕”。了解了武昌的事變后，人們轉身奔向銀行，帶頭擠兌的當然是那些王公貴族：王公貴族紛紛將存款轉入外國銀行，對外國銀行提出的不計利息的苛求一并接受，而且開始把家眷往外國租界里遷移，一時間租界里的旅館租金大幅猛漲。更有甚者，一些滿族大員以保衛滿人為借口，調集數千旗兵進入京城，揚言要殺盡漢人，一時間人心更亂。那些原籍南方的中小京官認為，很可能這輩子都回不了老家了，不如趁現在趕緊走，于是“北京東車站的站臺上行李堆積如山，兒啼母喚，失物尋人，紛亂不堪。京奉鐵路慢車停開，快車只賣二等票;京漢鐵路只賣到黃河北岸，而且開車鐘點也沒有一定”。

接下來，載灃最為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南下部隊各級軍官消極怠工，違抗命令的事時有發生，部隊行進速度極其緩慢，以致到了河南境內竟然走不動了——南下部隊大多是北洋新軍，蔭昌以留學生資歷躋身軍中顯貴，北洋軍官兵沒人看得起他。

迫于危急的形勢，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終于提出了那個他們早就一致認為的合適領軍人選——袁世凱。

這一提議令載灃震驚。

載灃

攝政王震驚的原因是：明知袁世凱是皇室的仇人，好容易將他從權力中樞趕走，慶親王奕劻的這個主張，無異于對載灃乃至皇權的極大蔑視。徐世昌是袁世凱的故交，附和慶親王可以理解，那桐怎么也與慶親王一唱一和？

“內庭議起用袁項城，監國不應，且哀泣。”

不同意罷了，哭什么？

載灃的傷心來自這樣一個現狀：就目前形勢而言，除了袁世凱，還有誰能夠指揮北洋新軍？關鍵時刻，不但連慶親王這樣的皇室宗親都靠不住，而且沒有一個皇親國戚能夠血氣方剛地站出來為大清王朝力挽狂瀾！

此刻，在河南彰德老家的袁世凱，表面悠閑，心里卻忙得厲害。

太行山腳下的彰德，是京漢鐵路經過的地方。袁世凱居住的洹上村有洹水流過，水面上架著一座小橋，袁世凱將此地題為“圭塘”。被免職歸家后，他極力做出不問世事的樣子，常與一批親朋幕僚飲酒賦詩，并刻有《圭塘唱和集》。他甚至還如同演戲一般，穿上一件蓑衣，泛舟水面，扮作漁翁專注垂釣的樣子，并特請照相師拍照——這幅被袁世凱題為《煙蓑雨笠一漁翁》的照片最終發表在報紙上。但是，沒人相信袁世凱甘愿過這種閑云野鶴的日子，這張釣魚照恰恰暗喻著他正耐心地等待著時機。袁世凱的莊園絕不是個休養的僻靜之所，他的兒子袁克定在農工商部掛了個右參議的官銜，實際上就是袁世凱在北京的“聯絡處主任”，這條伸向京城的觸角甚至延伸到各國公使館，其中聯絡最緊密的當屬英國公使朱爾典。袁世凱的莊園中隱藏著一個電報房——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私人電臺——從中樞大吏到各省督撫，電報來往之頻繁令袁世凱每天不得不花費幾個小時“處理公務”。來到袁氏莊園的親朋幕僚更是絡繹不絕，當然，來訪最密的還是北洋系的黨羽和將領。

袁世凱

當年朝廷罷免袁世凱的時候，御史江春霖曾在彈劾慶親王奕劻的奏折里特別提醒攝政王載灃，袁世凱仍舊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和軍事勢力。包括載灃在內，所有對袁世凱存有戒心的皇族，都對此了如指掌。但是，他們沒有采取任何制約措施，或者說，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

載灃明白，從民間到中樞，日漸激化的滿漢矛盾令任何一位漢大臣都不可靠;而包括那桐在內的那些滿族親貴，也早已被袁世凱的銀子養得六親不認了。至于慶親王，除了銀子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已在政治上與袁世凱結成同盟，如果他認為把武衛軍調進城來，仍不足以保障其安全的話，那么起用袁世凱對于他來講最為有利，無論日后世事將如何變化。至于對大清王朝是否有利，這個一輩子享受朝廷俸祿的老王爺想都不愿意想。

接著，各國公使館在起用袁世凱的問題上一起向載灃施壓——至少在武昌起義剛剛爆發的時候，列強們不愿意看到大清國動蕩，尤其是有大批貸款業務的美、英、德、法四國銀行，他們急需尋找一個能夠迅速平息事態以維護其在華利益的最合適的人選。為此，四國銀行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開表示：“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司戴德的呼吁在列強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英國公使朱爾典、美國公使嘉樂恒多次會見載灃，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凱。

14日，蔭昌率軍才走到信陽與孝感之間，南方各地不斷發生響應武昌起義的事件，使慶親王奕劻對攝政王載灃最后攤牌了：23日(農歷)由奕劻向載灃提出起用袁世凱的意見，但載灃并不表示態度。奕劻說：“當前這種局面，我是想不出好辦法。袁世凱的識見、氣魄，加上他一手督練的北洋軍隊，如果調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撫，確實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過這件事要辦就辦，若猶豫不決，就怕民軍的局面再一擴大，更難收拾了。并且東交民巷也有‘非袁出來不能收拾大局’的傳說。”當時那桐、徐世昌也從旁附和，但載澤是反對這個意見的，不過他也拿不出什么辦法。載灃同隆裕商量，隆裕束手無策，考慮了些時候，也只好姑且答應了，但是她要奕劻保證袁世凱“沒有別的問題”。連隆裕太后也隱約感到了起用袁世凱必有可能帶來“別的問題”。

反對起用袁世凱的皇族鎮國公載澤，不但與瑞瀓是兒女親家，而且他和瑞澂都是隆裕太后的近親。武昌兵變后，慶親王力主嚴懲棄城逃跑的瑞澂，載澤得知后立即通過隆裕太后的關系，將上諭里對于瑞澂的處治意見由拿解京城“交法部嚴訊治罪”改成了“仍著暫署湖廣總督”戴罪立功。史書記載：未能重辦瑞瀓，為地方大員開了一條“惡例”，導致隨后各省官吏棄城逃走之事屢見不鮮。對此，載澤所負罪責“難逃公論”。

一向不問政事的皇族溥偉，此時可謂旁觀者清。他認為袁世凱對大清“鷹視狼顧，久蓄逆謀”，值此“觸目時艱”之際，起用他就猶如“引虎自衛”。如果非用不可，也要安排“忠貞智勇之臣，以分其勢”。但是，載灃的一句“都是他們的人”，讓本已憂患的溥偉頓覺悲涼：

……忽起用袁世凱督師，復謁醇(醇親王載灃)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將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凱鷹視狼顧，久蓄逆謀……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衛？”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慶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縱難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貞智勇之臣，以分其勢？”醇王問為誰。余曰：“叔監國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察，偉(溥偉)不在政界，何敢謀此。”醇王曰：“都是他們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知不可諫，太息而已。

就在慶親王對載灃攤牌的那一天，清廷頒布上諭：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并督辦剿撫事宜。四川總督著岑春煊補授，并督辦剿撫事宜。

同一天，清廷又頒上諭：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并著袁世凱會同調遣，迅赴事機，以期早日戡定。

這是一份極其重要的上諭，但其內容卻如一紙空文。

首先，讓袁世凱替代瑞澂出任湖廣總督，不要說他將上任的地方已被革命黨占領，此乃目前大清帝國有其名無其實的官位，而且僅就袁世凱的資歷來講，他根本不會在乎一個地方總督的頭銜;而起用岑春煊，顯然是載灃接受了溥偉的建議，連旁觀者都知這是牽制袁世凱的小手腕，難道袁世凱會不明白？更重要的是，認為岑春煊可以牽制袁世凱，這個想法近乎天真，無論從哪方面講，岑春煊在袁世凱眼中都無關大礙。關于軍權問題，朝廷生怕袁世凱掌權后構成威脅，因此，冠冕堂皇地說湖北全省的部隊都歸袁世凱“節制調遣”，但誰都知道此刻湖北全省的軍隊已經潰散。而關于南下軍隊的指揮權，上諭的意思很清楚：袁世凱只能與蔭昌會商，甚至還要與在北京的軍咨府的載濤會商。

載灃嚴重低估了袁世凱的智商。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2日，是袁世凱52歲的壽辰日，不少親朋幕僚齊聚袁氏莊園為他祝壽，高朋滿座正是七嘴八舌的場合。袁世凱已接到朝廷讓他上任湖廣總督的上諭，幕僚們都說權力太小，還要受蔭昌的指揮，看來朝廷還是有戒心，決不能這么窩窩囊囊地出山。但也有人話語中透露出別的含義：現在率軍出征，革命黨人不是對手，唯一需要考慮的是，鎮壓了革命黨有什么好處？無論怎樣，大清都沒指望，為這么個爛攤子赴湯蹈火是否值得？還有人提醒袁世凱，一旦將革命黨人鎮壓，不但革命黨人由于仇恨而心存殺心，朝廷也必會在事件平息之后殺功臣，歷史上斬殺功臣之事每個朝代都曾發生。幕僚們說得熱鬧的時候，袁世凱正焦灼不安。他不愿意真槍實彈地去與革命黨人對抗，因為他知道大清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他需要給自己留一條后路;但是，他又極不愿意別人認為他是一個贊同革命黨的人，至少目前無論從哪方面講他都要站在大清王朝的一邊，這不僅是為了安全，也是因為臉面和本錢。

袁世凱給朝廷的回電堪稱拐彎抹角的官場杰作：首先表示受到寵信感激涕零，接著就以當年朝廷罷免他官職的理由——足疾——拒絕了朝廷給予他的湖廣總督的任命。在陳述自己的病情的時候，他一會兒說“數年宿疾，難望痊愈”，緊接著又說“雖見衰頹，精神尚未昏瞀”;一會兒說“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緊接著又說“究系表癥，施治較舊患為易”;一會兒說“委頓情形，實難支撐”，緊接著又說“一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那么，對于朝廷的任命而言，到底是能出任還是不能，到底是拒絕還是同意？

這就是袁世凱，一面把婉拒的話說得冠冕堂皇，一面又暗示他隨時可以出山。至于出山的時間，與其說“趕加調治”，“籌備布置”，不如說是等著朝廷給出令他滿意的“價碼”。

(摘自《1911》王樹增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