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京城的菜市口人頭攢動，這里是清朝的刑場，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康廣仁、劉光第被執行死刑，史稱“戊戌六君子”。這場殺戮，緣于不久前的維新變法。譚嗣同，湖南瀏陽人，官二代，其父譚繼洵曾任湖北巡撫。他善于寫作，思想激進，熱衷變革，與唐才常、陳寶箴等新式人物友好。

楊深秀，山西聞喜縣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他與康有為關系友善，康曾為其代筆，當時政治地位在康有為之上。楊銳，張之洞的嫡系，張之洞在任兩廣總督時，召其做幕僚，后由追隨其到湖廣總督的幕府，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授內閣中書，留京供職。林旭，福建侯官人，官僚世家，娶清代重臣沈葆楨孫女為妻，曾入張元濟創辦的“通藝學堂”學習西學，參與建立閩學會，與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康廣仁，康有為胞弟，此人善于謀事，曾策劃聯絡英國，廢除八股，改變生童歲科各試，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由于其留存資料較少，其名聲被其兄所掩蓋，甚是惋惜。

從“六君子”的身世背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已居高位的楊深秀，官二代譚嗣同、林旭，張之洞的嫡系楊銳，“帶頭大哥”康有為的胞弟康廣仁。那么劉光第何許人也？他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典型的屌絲，京城一小公務員，做了十年的刑部主事(閑職)沒有補得實缺。他為什么要積極參與變法呢？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原籍福建武平縣，生于1859年，卒于1898年，享年39歲。他是個勤懇但不得志的官員，據《清史稿》載，他“治事精嚴，因讞獄忤長官，遂退而閉戶勤學，絕跡不詣署。”直至1898年，蒙光緒召見，賞賜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劉光第在京師十余年的歲月里，歷經滄桑，個人對仕途從渴望到絕望，再到最后一搏，反映了一個傳統士大夫走向改革之路的艱難歷程。要想了解一個人物，最好的材料莫過于日記和書信。幸運的是，劉光第留存有54函書信，這54封信起自1888年5月15日，至于1898年1月24日，均為劉光第寫給劉舉臣家族成員的，他在京城之困頓、彷徨、不如意，以及戊戌變法前的心態都流露其中。

窮困潦倒的小京官

劉光第出生在四川富順縣趙化鎮，世代貧窮，從小母親就教導他，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要讀書，才能做官，“光第”也是取光耀門第之意。母親病重，親戚勸讓光第學習經商補貼家用，遭到母親的拒絕，以致賣掉房子供其讀書。劉光第也非常爭氣，在1883年(24歲)考中進士，授刑部主事，但后因母親病逝，丁憂在家，再加上家貧，實在無力做京官(薪俸薄，應酬多，用度大)，直到1888年，在族人劉舉臣每年銀二百兩的資助下，劉光第才赴京就任。居京期間，劉光第生活窮困潦倒，他抱怨工資低：“六七兩月印結無幾(六月七兩，七月四兩)，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幾至斷菜。”(《劉光第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201頁)又說辦公地點離住宅區遠，所經道路塵土多，臭氣重：“蓋到署回轉，足有十二里路，同鄉京官咸勸不宜省費，恐致病癥(臭氣之熏蒸，灰土之嗆人，實在不好聞得)。而無奈目前止此力量，但于雨大路太爛時，偶一坐車而已。”清朝時期，京城道路的破敗不堪屢遭人抱怨，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京城面貌全不一樣。如此生活境遇，他在給族人劉舉臣的信中說，只能過得十分儉省，希望能早日補得實缺才行。

做了十年的京官，到了1898年，他在給族弟劉慶堂的信中還抱怨京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而工資卻不漲，他說京中銀價跌減，而百物騰踴。去年如果不是弟弟送錢進行接濟，是難以熬過去的，今天只有分外儉省，才能支持。他渴望補得實缺，“如下半年能補缺，則能多得俸銀六十金(半俸只六十金)，加以縣中公款百廿余金，或可勉強撐拄下去矣。” (281頁)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下半年不能補缺，劉光第將無力維持在京的生活。對他來說，只有放手一搏，否則只能返鄉另謀它職。

急切的入仕愿望

1894年，中日甲午媾兵，大勢頗危，朝廷廣開言路，劉光第感到自己的機會來了，上書《甲午條陳》提出：一、請皇上乾綱獨斷，以一事權也;二、請皇上下詔罪己，固結人心也;三、請皇上嚴明賞罰以操勝算也;四、請皇上隆重武備以振積弱也。以上四點歸結為一點，就是強化帝權以強國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根據自己的判斷，想迎合光緒小皇帝奪得權力，重振朝綱。但后因無人代奏，不了了之。劉光第眼看仕途無望，便萌生歸意，此時有友人勸其回鄉當教書先生。1895年，他便請假回家，路經武昌，拜見張之洞，這才與權重人物有了點聯系，但后來似乎沒有起到作用。劉光第迫不及待國家能發生些什么事情，以便他有崛起的機會。后來維新派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施展抱負的一線希望，他急切盼望著一場以變革朝政為中心內容的政治運動能盡快到來，這樣才能有走向權力中心的機會。

終于等到了1898年，戊戌維新如愿而至，當時京師大局，頗有整頓之意，加上上書言事之風盛行，康、梁維新派受寵，在此氛圍下，他便以為“此時下手功夫，總在皇上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蒙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劉光第與同鄉京官倡設蜀學會于皮庫營四川會館，由外官京官捐助數千金，添購書籍儀器，聘請中西教習，講求時務之學;當康有為在粵東會館開保國會，他也積極參加。

終于，劉光第的維新活動得到了回報，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1898年9月4日光緒皇帝召見了他。劉光第向光緒帝力陳時勢艱危與中外積弊，次日遂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做了十余年候補刑部主事的劉光第終于蒙受皇恩，開一新天地，而此時他的經濟狀況甚至無錢添置任職所需的物品，正如其書信中所道：“目下用度頓添，異常艱窘(城外學堂亦打算頂與別人，兄租不起了)”。

當時的情形是維新派與守舊派、帝黨與后黨刀光劍影，爭斗白熱化，劉光第于此時新遷，表面上仕途的得意，實際上掩藏著的是兇險與危殆，對此，他盡管惶恐不安，然又難以割舍既得。他在給族人劉慶堂的信中說：“乃無端被此異遇羈絆，且又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并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

甚至到臨刑時，劉光第出于仕途的考慮，都不忍拋卻一酬宏志的機會，而是靜觀其變，因此而被捕。他誤判了形勢，自認無新舊之見，不相信自己會遭受到懲罰，事實上，他也真的沒做什么變革的壯舉，以致于必須用生命來抵償。比起譚嗣同、林旭諸人來說，他沒有任何家族背景，也缺乏康廣仁的謀略，但卻為變法而死。

從這些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光第走向改革之路與其貧困的生活有關，生活的困苦促使他必須出仕，必須有所作為，參與改革乃是路徑。同時，他也有迫切的出仕愿望，他希望能夠借時局轉變之際，獲得重用，改變自身的處境，以求光耀門第。殊不知改革變法不僅沒有得酬壯志，反而丟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