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飛將軍蔣鼎文》一書中，作者陳侃章查閱梳理海內外大量檔案文獻數據，經多年積累，悉心寫成第一本蔣鼎文傳記，盡力接近復雜的歷史真相。

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從一個側面給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觀察提供更多元的視角。本報全民閱讀周刊本期所摘錄的部分，系首次披露。

西安事變的演變在不知不覺中扯上了戴笠，且還是處在向和平轉折的關鍵節點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戴笠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然危難之中的西安一行，畢竟烙上了歷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對于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許多為文作史者有意無意地不加辨識，竟紛紛落入戴笠精心設計的一個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這一化險為夷的“妙著”，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無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護之舉。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為黃埔系的中生代人物。

“特務天王”的空前慘敗

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自然是戴笠重點監視的對象，為掌握張、楊的動態，戴笠對張、楊周圍的親信人物主動交往，以錢、色、情、職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然張、楊見怪不怪，對戴使用的這套特務手段應對有方，陣腳不亂。

張、楊都是有心機的政治人物，為麻痹戴笠、CC系(國民黨內部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代表的派系——編者注)所派特務們的監視活動，雙方之間的往來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還故意暴露一些雙方矛盾對立的事件。這些舉措，把老奸巨猾的戴笠和張、楊身邊的晏道剛都蒙騙了，他們滿以為張、楊“強龍”和“地頭蛇”斗爭好戲會隨著劇情的深入連續上演，卻不知張、楊賣個破綻，虛晃一槍，把戴笠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事實也得到印證，由于戴笠這一情報系統的重大受騙，導致西安扣押蔣介石事件的順利進行。

實際上，扣蔣的軍事調配部署還是有不少響動的。自1936年12月8日張、楊決定實行兵諫以后，雙方分別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東北軍方面，以一零五師師長劉多荃為臨潼行動總指揮，一零五師第一旅兩個團在華清池周圍地帶警戒，以防備在采取武力行動時，蔣介石的衛隊掩蔣突圍;一零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率孫銘九的衛隊第二營和王玉瓚的衛隊第一營守衛華清池頭道門，用一個連擔任扣蔣任務，又調回甘肅固原的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和在長安軍官訓練團受訓的騎兵第六師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五參加行動，因二人槍法精準，必要時可以有效對付蔣介石衛隊的反抗。

對于這些調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強的軍事演習，戴笠分布在張、楊內部的特務和耳目竟毫無察覺和報告。雖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著邊際的信息，但都為沒有實據的傳聞，戴笠斟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對于這些傳聞，早在戴笠之前，陳誠亦向蔣介石匯報過，且比戴匯報的還要詳細。或許事前不知情還可推說是張、楊保密工作嚴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應對速度如此之慢，則素以情報靈敏著稱的戴笠就無法解釋了。

南京得到西安發生兵變的消息，是中央軍樊崧甫部于12日下午3時多發出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戴笠獲知西安異動后，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無回應。直至次日，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才報告戴笠：張、楊異動，校長被押，情況不明。

而此時，公開媒體都報出確切消息，張、楊《對時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報》上刊登;宋美齡已收到張學良發出的電報，連遠在香港的宋子文也獲知確情。這一切無疑是打了戴笠一記悶棍，他的情報機構全線啞巴，他要獲知西安的情況還得通過其他渠道來了解。

事前被蒙騙，事發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無比的羞愧和恥辱，這是他的直接失職，也是他從事特務工作以來最大的失敗。

戴笠惶惶終日，度日如年，特別是南京當局決定準備對張、楊大肆討伐之時，戴更感到事態的嚴重，一旦戰火發生，不僅校長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將重大逆轉，前途不僅僅是渺茫而已！

“復興社”頭目文強對此有形象的記述：

我記得事變發生的三四天之內，戴笠哭喪著臉，繞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兇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辦法是趕快找到能飛檐走壁的夜行者，準備爬越城墻，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當戴笠萬念俱灰之時，轉折卻突然到來，宋子文從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處，并告訴他將再次返回西安，并請戴一道同去營救委員長。這使他既吃驚又欣喜，他終于感到宋子文還是重視他，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啟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

急留遺囑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迄今所見的史料看，沒有作為。此行張、楊并沒有為難他，反而給予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也許為了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機極深的戴笠卻留下一份怪誕的遺囑，遺囑是這樣寫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張(學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實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體現，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為他進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塊高高的墊腳石。

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袖蒙難后十二日”之語推算，當寫于12月23日，戴笠到達西安還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達，24日離開的，停留在西安的時間再這么算也不到兩個整天，只兩個晚上和一個多白天而已。那么，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么呢？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

22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張學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而戴則隨宋子文、蔣鼎文與張學良洽商有關西安事變之事的處理問題。此事見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念集相關記載。

是晚戴在張學良公館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中說：“張(學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蔣鼎文紀念集載，宋子文也與他們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趕忙召集蔣鼎文、戴笠商議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后提出一個反建議方案，并報蔣介石批準，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記有較詳細述及。顯見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不會一時三刻的，而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準后”，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一起的活動。

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么其時的戴笠就是“死囚”監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在西安，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可以采用各種方式，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戴笠縱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張、楊之網。

戴笠在24日不告而別離開西安，是已經證明了的史實。而有些著作對此視而未見或見而未聞，不斷向戴笠臉上貼金。

歷史笑柄供后人把玩

張學良當年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帶來西安，無論從當時的情況看，還是晚年的張學良口述中，似乎都是在對戴笠的特務行徑嬉笑怒罵，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政治家在盡情地戲謔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務們不通過張學良，就抓捕了張學良身邊的人，包括東北大學的大學生宋黎、馬紹周和關時潤等。張學良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頭上來了。”于是乘機武力查抄了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并收繳到不少特務匯報的關于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情報，還有關于張學良本人的。這次行動羞辱了CC和戴笠的特務行徑。

戴笠這次到西安后，張學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下馬威。張學良當時的親信高崇民是如此記述戴笠在機場繳槍以及戴是如何向張訴求的：“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齡負著和平的使命來西安，蔣的特務頭子戴笠亦隨機來西安，戴下飛機后，腰中插的手槍被我方戰士繳械，到金家巷見張學良時泣訴其事，張立即把自己帶的手槍摘下贈戴。戴大為感動，叩謝之余，口稱副司令偉大不止。平日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特務大王，一旦卑躬屈膝至于此極，大為可笑。”如果張要讓戴“殉難”，還會還給他手槍？

其后，張學良語帶機鋒地問戴笠：“老戴，你們的特務工作是怎么做的，我與楊司令搞了這么大的事情，你們都不知道？”

戴笠一臉茫然，囁嚅半晌才回答道：“我們從來不對副司令做特務工作啊！”

戴笠也許沒有想到“西安事變”的當事人張學良、宋子文、蔣鼎文、陳誠以及曾擴情等都會有各種文字，通過不同渠道披露出來，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當時的事實真相。這些角度不同且無意之中的記述，并非針對戴笠而寫，然通過互相對照佐證，可以還原當時情況，足證戴笠的“遺囑”是沽名掩世的“遺作”。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位著名的“特務天王”留下了又一個著名的歷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飯后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