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昏庸無能招搖過市而臣民還高唱贊歌。人們通常形容“光屁股皇帝”，意思就是自欺欺人。這就不僅僅是皇帝的智力或品質(zhì)的問題了，而應(yīng)當(dāng)從體制上面找找原因。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韓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君上有五種被蒙蔽的情況：臣下封鎖了君上叫蒙蔽，臣下控制了財權(quán)叫蒙蔽，臣下擅自發(fā)號施令叫蒙蔽，臣下私自給人以好處叫蒙蔽，臣下扶植私人黨羽叫蒙蔽。

人們常常看到對最高掌權(quán)者的一些諛詞，似乎人世萬象繽紛都無可逃遁于他那睿智的目光，其實，最高掌權(quán)者是最容易被蒙蔽的。

這種人之所以容易被蒙蔽，客觀原因在于“最高”二字，他太高了，下情要上達到他那里，需要經(jīng)過一個長距離的、多層次的過濾，一切有礙于視聽的東西都被過濾掉了，一切被認為需要有而沒有的東西都添加上去了。

“最高”所見到的，都是臣下認為他希望知道的東西，或者是臣下希望他知道的東西，然而也是最虛假的東西。

唐德宗貞元末年，李實任京兆尹，其人專橫霸道，無法無天，只知道一味討好皇帝，而對民間疾苦根本不放在心上。其時關(guān)中大旱，禾苗枯萎，糧食歉收已成定局，可他反而百般盤剝百姓，聚斂錢財奉獻皇帝，以滿足皇帝無底的欲壑，鞏固自己的恩寵。

當(dāng)?shù)伦谙蛩私饷耖g疾苦時，他浮夸虛報：“今年雖然天旱，但莊稼長勢還很好。”于是，本來應(yīng)該減免的租稅未能減免，百姓窮苦無告，只得拆房賣瓦，抵押麥苗，以上交租稅。

這樣的事在歷史和現(xiàn)實中比比皆是。中國歷代最高掌權(quán)者處理政事的手段，基本上有兩個方法：一是批閱奏章，一是會議匯報（古時叫做朝會）。中國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甚是高明。

你要看材料嗎，他會將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對手、或適合君上口味的東西遞上去；如果沒有，就瞎編、造假。袁世凱稱帝時，舉國上下一片反對之聲，當(dāng)時的報紙還有一定的自由度，還能反映民情民意，對袁氏予以猛烈的抨擊。

這類文字自然不宜讓袁世凱看到，他手下的人，專門為他編了一份報紙，每日只出一張，報頭版式與外間的報紙并無二致，可內(nèi)容全是贊同他稱帝的諛詞，蒙蔽之術(shù)古今獨步。

你要聽匯報嗎，他更會見風(fēng)使舵，察言觀色，有時專揀你愛聽的說，讓你喜笑顏開，他也邀寵得勢；有時他專揀你不愛聽的說，讓你怒發(fā)沖冠，以便假你之手排斥政敵。

許多最高掌權(quán)者不能說不兢兢業(yè)業(yè)，例如秦始皇，據(jù)說每天批閱的竹簡，重達一二百斤；而雍正更是以勤政著稱，可是，他又怎么能識破臣下隱藏在假面后的真相，察覺滿篇頌詞中的虛假？

要求最高掌權(quán)者如某些“戲說”的電視劇那樣成年累月地微服私訪，不只不現(xiàn)實，簡直就是荒唐。因此，他們的受蒙蔽就是必然的了，于是秦始皇就未能發(fā)現(xiàn)睡在他身邊的趙高，雍正交辦的事也屢屢被打折扣。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權(quán)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們也采取各種辦法來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讓官員的奏疏不由通政司進呈，直接送達皇帝本人，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間梗阻和過濾；這種秘密奏折的內(nèi)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員情況的小報告。

這種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嗎？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見聞之類，朕殊不以為然。

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為我之耳目，否則左右前后無非蔽明塞聽之輩。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連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聽之輩，還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有時，最高掌權(quán)者也想下去體察民情，看一看真情實況。殊不知，你這里人馬未動，他那里應(yīng)付的辦法早就安排好了。先是精心挑選要去的地方，事先喬裝打扮一番，你到那里一看，到處鶯歌燕舞，百姓一片頌聲，形勢大好。

“最高”意得志滿，覺得自己治國有術(shù)，領(lǐng)導(dǎo)有方，是唐虞再世，堯舜重生，甚至堯舜也不過是糞土，只有自己才是千古一人。高興之余，或?qū)懺姡蛱钤~，或題字，自然也忘不了給接待者加官晉級。

他大約再也不會知道，自己其實是落進了臣下用鮮花布置的陷阱，成了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光屁股的皇帝，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是如果將蒙蔽的過失完全歸咎于臣下，那也不公平，最高掌權(quán)者的主觀因素也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有那么些掌權(quán)者，或者被一兩次勝利沖昏了頭腦，得意忘形，自以為無所不能，無往不勝；或被臣下的吹捧迷住了心竅，將諛詞當(dāng)成實情；或者好大喜功，聽言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笑逐顏開。

對言之者褒獎有加；或者諱疾忌醫(yī)，聽言過失、失敗，哪怕明知為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大動肝火，對言之者貶職罷官，甚至坐牢殺頭；或者偏聽偏信，喜柔佞而惡忠直，遠君子，近小人……這些都對欺騙蒙蔽之風(fēng)的形成起了誘導(dǎo)作用。

還以唐德宗為例吧，李實的騙術(shù)何以能夠得逞呢？對于當(dāng)時民間的災(zāi)情，是不是就沒人向他反映呢？事實上就在李實欺君罔上之時，宮中有個叫成輔端的優(yōu)伶，利用其特殊身份，以歌謠這種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民間的疾苦：“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

李實誣稱他“誹謗國政”，唐德宗不問青紅皂白，立即下令將其亂棍打死。時任監(jiān)察御史的韓愈上書請求暫緩租稅，說：“京畿百姓窮困，應(yīng)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結(jié)果被貶官到遙遠的陽山。可見并不是下情不能上達，而是上位者根本不想了解下情。

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皇帝之所以當(dāng)眾出丑，并不是騙子的騙術(shù)有多么高明，而是皇帝太愚蠢，絕大多數(shù)臣民又太怯懦，以至于皇帝光著屁股招搖過市而臣民還高唱贊歌。但如果這種光屁股的皇帝太多，那就不僅僅是個人的智力或品質(zhì)的問題了，而應(yīng)當(dāng)從體制上面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