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后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蔣介石這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徑瞠目結舌，對派駐中國的蘇軍顧問沒能了解、制止國民黨的這種行為更是憤怒，他電令顧問團總顧問崔可夫查明此事。那么，蘇軍顧問團為何被蒙在鼓里呢？

1.蘇軍顧問氣煞崔可夫

崔可夫少將(后為蘇聯元帥)1940年秋來到中國擔任蘇聯軍事使團團長(即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斯大林給他布置的任務除了指導中國的抗日戰爭，還要求他協調國共兩黨的關系。誰知一上來卻發生了這么棘手的事情。

此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憤然致電質問崔可夫：“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處理？”

重壓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聯系派駐顧祝同(皖南事變的肇事者，時任第三戰區司令)第三戰區的兩名蘇聯軍事顧問了解情況，沒料到這兩人比他還糊涂，竟問：“真的發生了皖南事變？”

崔可夫

兩名顧問如此糊涂，崔可夫差點被氣死。作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蘇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崔可夫對本國顧問還是放心的，對于第三戰區的這兩名顧問——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他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沒料到這兩位老兄在關鍵時候竟然形同虛設。

兩名顧問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經驗的蘇軍干部，作戰經驗豐富，對黨忠誠。以舒金上校為例，他1928年加入蘇共，畢業于伏龍芝軍事學院，在遠東紅軍當步兵團長時還和日軍交過手。他參加過蘇軍反擊日軍的張鼓峰戰役(1938年7月底爆發，1938年8月13日結束，蘇聯方面稱其為喀山湖戰斗)，戰功卓著，還得過軍功章，雖然性格豪放粗獷，喜歡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細，工作自有一套。在來中國之前，他們就受過集中培訓，深知中國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來重慶后，也與他們交流過，對他們還是很滿意的。

所有蘇聯顧問都非常明白，他們來中國是代表蘇聯向中國伸出援手，也是為了保衛好自己的國家。如果國民黨政府戰敗投降，則日本可能進占西安、成都、蘭州、酒泉，甚至烏魯木齊，從而威脅到蘇聯的遠東國土。那樣的話，日本空軍甚至可從容轟炸蘇聯苦心經營了20年的國防工業要地烏拉爾——庫茲涅斯克重工業基地。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蘇聯要把后來在衛國戰爭中建立奇勛的朱可夫、崔可夫這樣的名將派到中國對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兩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們卻沒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會發生這樣的慘劇。

顧祝同

2.被顧祝同蒙在鼓里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的敵意和對蘇軍顧問的蒙蔽。以顧祝同為中心，上至蔣介石，下至各個師長、團長，都對以前的死對頭——共產黨軍隊懷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晉西和蘇北等地，國民黨軍曾與中共軍隊發生沖突，但是都以國民黨軍慘敗告終。所以，國民黨部分軍事領導人心理上極不平衡，認為那純因地方軍隊戰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報復。

另外，當時國民黨想把中共軍隊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區，這一無理要求被中共拒絕。與此同時，新四軍江北陳毅部還與國民黨軍的韓德勤部發生了猛烈沖突。

在這種情況下，顧祝同等人想從軍事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共產黨的愿望自然更加強烈。國民黨為此決心不惜武力驅除、消滅皖南要害地區的新四軍。恰逢新四軍領導人項英、葉挺在撤退到長江以北的問題上猶猶豫豫，這在顧祝同等人看來，更是個好機會。

對此兇險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卻毫不知情。他倆帶著電臺技術員兩名，炮兵、工兵、通訊兵顧問各一名，被顧祝同別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戰區總部屯溪(現在是黃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內的舒適宅子里，這兒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卻不易于和外界聯系。顧祝同還借保護之名派了一個班的衛兵進行監視。雖然兩名顧問每周都參加顧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軍事會議，提出很多建議，與總部參謀、下屬各集團軍總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們兩人身為顧問，在很多方面卻得不到準確消息。

在第三戰區總部的國民黨軍人內部這樣說：“蘇聯顧問是共產主義國家派在國軍中的探子，若讓他知道國軍打共產黨新四軍，于我們很不利。”兩個顧問也很想多了解些情況，但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加上和當地共產黨沒有聯系，所以對國共兩黨的斗爭情況一點也不清楚。

另外，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一項規定也束縛了他們的手腳，按照他們和國民黨政府的約定，蘇聯軍事顧問不能直接聯絡中國共產黨人，在八路軍所在的第二戰區(由閻錫山、朱德領導)就因有八路軍而未設蘇聯顧問，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時也沒有多少辦法。

3.共產黨情報員送信被活埋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調往三十二集團軍駐寧國(位于安徽省東南部)總部做顧問工作，按照規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備的軍用電臺和自己的電報人員向在重慶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發電報，報告情況，保持聯系，而且電文內容和密碼嚴格保密，第三戰區總部無權檢查。此時為暗算皖南新四軍，戰斗力較強的第三戰區的三十二集團軍被調入皖南山區部署，集團軍司令上官云相為了保密，煞費苦心。他回避與舒金上校會面，只讓參謀長出面應付，甚至送給舒金作參考的軍隊部署圖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譯也拿著假部署圖胡亂解釋一通。在第三戰區總部，顧祝同等人也對日里耶波夫嚴加保密，隨行翻譯也跟著胡說一通，把日里耶波夫“伺候”得很舒服。

作為有經驗的軍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還是保持著一定的警覺性。從假的部署圖上，舒金隱隱覺得問題不太對勁，他曾對三十二集團軍部署的變動一再提出疑問。為了穩住這兩人，國民黨于是派當地行政、軍界要員，甚至當地的工商會長和中央日報社駐屯溪特派員等人天天盛宴款待兩名顧問及隨行人員，聲稱他們“指導國軍抗戰，勞苦功高”。美酒佳肴，日日不斷，國民黨甚至找來數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在這種特殊“禮遇”下，兩名蘇軍顧問放松了警惕，被“友誼”的氣氛和美酒的醇香麻痹了。

而此時屯溪地區的中共組織已對皖南國民黨軍隊頻繁調動有所警覺，懷疑顧祝同要出兵襲擊堅持抗戰的新四軍，為此曾先后密派兩名情報員去涇縣茂林(今安徽省涇縣茂林鎮)向新四軍軍部通風報信，但在半途即被軍統特工逮捕，慘遭活埋。

在屯溪東南救國日報社工作的中共黨員，也曾想通過這兩名蘇軍顧問的電臺，向皖南的新四軍軍部緊急報警。但是蘇軍顧問有國民黨的軍人看守，附近還有軍統的便衣特務日夜監視，一直沒能聯系上。

情況如此迫切，被蒙在鼓里的兩個蘇軍顧問還電告重慶的蘇軍顧問團“情況正常”，甚至直到“皖南事變”發生后十余天，這兩人居然還被蒙在鼓里，依舊電告“情況正常”，這就難怪崔可夫差點被氣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