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西漢文學家，當時蜀郡成都(四川成都)人。他文筆很好，寫了《子虛賦》，后來漢武帝看到了，非常喜歡，于是被升任中郎將。司馬相如后來還出使過西南地區，對融洽中原和西南少數民族的關系做出過貢獻。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在辭賦方面，他的作品很有文采，還富有音樂感，為漢朝的辭賦形式樹立了典范。

卓文君，漢代才女，西漢臨邛(屬今四川邛崍)人，與漢代著名文人司馬相如的愛情佳話至今還被人津津樂道。也有不少佳作流傳后世。

有人認為，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之間是兩情相悅的浪漫愛情;也有人認為是司馬相如劫色劫財的騙局。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現解讀如下。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兩情相悅。從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可以看出，卓王孫慕相如聲名。將他與縣令請到家做客，相如彈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聽偷看，“心悅而好之”。便與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記載應是兩情相悅走到一起的情愛原型。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為四川蓬安。《史記》說：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以贊為郎(用出資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職)”，可能都在蓬安，說明他在蓬安有相當殷實的家業。“郎”是戰國、秦漢時帝王侍從官的通稱。相如的具體職務是“武騎常侍”，《史記》“索隱”說：“秩(俸祿)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買得這樣的官職花錢不會太少，說明相如家有極強經濟實力。

《史記》載：“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臨邛是“舍都亭”(不住縣令家);相如出行車騎可謂豪華氣派，對文君侍者“重賜”可謂出手闊綽，所有這些似乎與“窮”聯系不到一起。至于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記述。也不能說相如家窮，因為他在蓬安還有家。相如離成都去長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無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還是“徒四壁”。

相如擔任“武騎常侍”，侍奉皇帝打獵，格斗猛獸。必須保證皇帝的絕對安全。因此，相如應是相貌堂堂、魁梧有力、機智舅敢、動作靈敏、做事千練的人。相如去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他到卓王孫家赴宴，上百人。一坐盡傾”，可說明相如儀表非凡。“都”是美、漂亮的意思。相如不是一般的“都”。是“甚都”(非常美)。因此，當文君偷“窺”，便“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是說恐怕自己配不上(相如)。應該說，相如的俊美豐采征服了文君，使她為之心動、傾倒。文君是美是丑，《史記》《漢書》都未述及。連一般的漂亮都沒說。《西京雜記》卷二說：“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美蓉，肌膚柔滑如脂。”或屬粉飾之詞，不可全信。

漢代倡導“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義”。此時的相如孑然一身，隨時可以娶婦成婚，應是許多名門望族小姐青睞的人選。這是新寡的卓文君喜歡相如的重要原因。

漢代婚制習俗制約了他們相愛。相如與文君兩情相悅，就應談婚論嫁，通過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時“新寡”，是個寡婦，按漢代禮儀、風俗，這顯然不成。《西京雜記》載“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歲出嫁，結婚約2年成為寡婦。史籍未載她生子與否。看來沒有生育。《札記·郊特牲》載：“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又載：“信，婦德也。壹之與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記》的規定，死去丈夫的婦人不能再嫁。西漢是禮教形成的重要時期。漢高祖(劉邦)登基后。命叔孫通制作禮法。漢武帝采納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西漢劉向(前77～前6)撰成《列女傳》，用以進行婦教，宣傳女德。《列女傳·貞順》有：“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也說女子喪夫終身不能再嫁。《史記，貨殖列傳》載：“巴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書·貨殖傳》也載：“巴寡婦清……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寡婦清能遵守當時的禮制，守寡守業而顯天下，儼然是一個貞婦的典型。

漢朝的禮制基本承襲秦制。班昭(約49～120)是《漢書》作者班固之妹，14歲嫁給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繼父兄續作《漢書》的編修工作。《后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載有班昭的《女誡》，其中有“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義”。汪玢玲《中國婚姻史》說：“班昭自己的寡婦身份……如此安份，著書立說，與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統治階級的意愿行事，自然備受皇家重視。推為女圣。”

縣令應是相如與文君婚姻的撮合人。按照漢代的婚姻制度與婚俗，喪夫的文君不能“二適”(再嫁)，要服喪、守寡，至少要三年。新寡的文君要再嫁，只有采用“私奔”方式;而相如應是文君私奔所圈定的對象。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卓老太爺也是支持女兒私奔，重尋歸宿的。可是，卓家卻不能直接、正面接觸相如，因此，縣令王吉的搭橋與撮合便應運而生了。

臨邛縣令王吉與臨邛首富卓王孫應過從甚密，是宴席嘉賓。關系之深應超過王吉與相如的關系。但要相如去娶文君，則首先要說服相如;其次也要讓文君對相如的相貌與風度滿意。此外。更重要的還須瞞住世人的耳目才行。王吉先是利用素與相如“相善”的關系，主動向相如發出邀請：“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按理說，王吉邀相如做客，安排在家居住最好。可是，相如是“舍都亭”，王吉是“日往朝相如”。縣令朝見相如，一路車馬喧喧。而“相如初尚見之，后稱病，使從者謝吉。(王)吉愈益謹肅”。這些違背人情的舉動，應是造勢，能達到抬高相如聲望的目的。

造勢的結果是使臨邛富人都知道“(縣)令有貴客”，爭相設宴請客結交。卓王孫請客就顯得很自然了，可是“長卿稱病不能往”。三十多歲，年富力強，有那么多病嗎？這是在賣關子。結果是“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使上百赴宴者望眼欲穿。相如赴宴，姍姍來遲，卻獲得“一坐盡傾”的效果。這應是王吉導演的效果。

相如赴宴、王吉安排他彈琴，文君得到了“從戶窺之”的機會，頓時“心悅而好之”。事件演變到這時，相如這個“私奔”對象，經文君親眼審核。被最后確認。接下來就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

文君深夜逃出家門。卓家的門衛卻不知：相如帶著文君駕著車隊馳歸成都、臨邛城門竟暢通無阻。第二天清晨，卓王孫發現人去樓空，派輕騎追截，定可追回。可是，他沒這么做。待私奔成為既成事實之后，“卓王孫大怒日：‘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意思是女兒違反禮教，該殺。只是“不忍殺”，而實行經濟制裁。(是否私下資助？無人得知。)卓王孫大怒。應是瞞天過海策略的一部分：既為掩世人耳目，也為堵塞文君夫家的追責與詬病。

文君與相如私奔成都。居約兩年。如果相如真窮，卓王孫真的“不分一錢”，實難生存。約兩年后，時過境遷，輿論轉淡。兩人方到臨邛，“文君當壚”賣酒，相如“雜作”。仍然應屬“做秀”，同時觀察當地民眾的反應。當反應不大時，“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算是認可了兩人的姻緣。曾要被怒殺的女兒，相隔兩年就分錢百萬，這里面的蹊蹺，明眼人一看便知。我們可以設想，就文君而言，其父是贊同私奔的，私奔后的婚姻需要父親的公開認可，需要社會的認可。她需要“合法性”，這對她的社會生存非常重要：就卓王孫而言，需要改變女兒“妾身未分明”的尷尬處境，需要恢復父女、母女的親情關系，在日后相如升遷后可分享榮耀。因此。這是必須走的一步，只是應選擇恰當的時機而已。

事實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文君)馳歸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處，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沒有“劫色”，更沒有“劫財”。他與文君是兩情兩悅，私奔聯姻，而且相愛相守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