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的反猶主義者

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說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開始仇恨猶太人。而事實上1919年(希特勒時年30歲)之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實這一說法。唯一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萬冊的自傳——《我的奮斗》。他在自傳中說自己是狂熱的反猶主義者。

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館暴動失敗后希特勒被投入蘭茨伯格監獄，并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斗》一書。正是這個囚犯身份讓希特勒成為了民眾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會錯過這一美化自己行為的好機會，雖然那次暴動策劃的水平令人實在不敢恭維。暴動失敗了，希特勒鋃鐺入獄。此時的他十分不安，擔心就此失去政黨的領導權。他的黨派雖然四分五裂，但是在1924年5月的帝國國會選舉中還是和一些小黨派一起取得了66%的席位。

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希特勒認為有必要出一本書來指導革命。而出書的另一個目的則如1925年7月第1卷出版時的副標題所示：清算。

于是就有了這本真實度極其不高、語言又艱澀的“巨著”，充斥著反猶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慣用語，當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經歷。不過這些內容都是為渲染希特勒世界觀之大成服務的。

有關他自己經歷的記錄還有另外一個作用，那就是在讀者面前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單是他的出生地布魯瑙就已經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了。他寫道，“那個地方位于兩個德意志國家的邊界。德意志的統一是我們這些青年人終生為之不懈奮斗的使命。”希特勒在林茨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那時的他就已經醉心于大德意志國家的理念。而在1909年至1913年居住在維也納的那段時間，他“從一個弱小的世界公民轉變成狂熱的反猶主義者”。

奧匈帝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在首都維也納希特勒形成了這樣一種價值觀，那就是猶太人是“芽孢桿菌”，“披著腐爛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從前的黑死病還恐怖”。因為無論是賣淫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是馬克思主義背后都有“猶太人”的影子。關于社會民主主義，在《我的奮斗》中希特勒寫道：“我能記住幾乎所有那些領導者的姓名。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猶太人。奧斯特里茨、大衛、愛倫波根，這些名字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還說，他已看穿了“那些關于政黨目標和意義的錯誤思想的面紗”。“撥開迷霧就會發現社會民主的字里行間露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微笑的鬼臉”。馬克思主義“否認人的價值，挑戰民族和種族的意義，并由此剝離了人類存在的基礎”。簡而言之，希特勒在“維也納經歷痛苦的學徒生涯”時已經看到并總結了“猶太人問題的嚴重”。他認為能否解決這個問題關乎人類的生死存亡。

反猶傾向早已形成

希特勒將自己刻畫成一個早期的反猶主義者。而所有希特勒傳記的作者均幾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這種說法，不管是布洛克、費斯特還是克肖。

費斯特認為，希特勒的反猶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時期就已經形成。而在維也納，希特勒作為邊緣人則完完全全成為了反猶主義者：一個失敗的藝術學生，在難民營里也屢屢受挫，對國家和社會不滿。反猶主義實質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漢式的仇恨無的放矢的一種形式”，“他在猶太人身上終于找到了發泄對象”。約阿希姆·C·費斯特：《希特勒傳》，64頁。費斯特在他書中寫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猶者聯盟”，盡管后來的研究發現奧地利當時并不存在這個組織。

這種觀點似乎離事實更近一些。因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據點，而維也納在20世紀初是歐洲反猶主義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猶主義并存。傳統的反猶主義源于基督教，因為他們將猶太人看做“謀害上帝之人”;自由主義的反猶主義譴責猶太人的不寬容和與世隔絕;左翼反猶主義視猶太人為資本主義和拜金主義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則對猶太人的顛覆精神感到不安。

從19世紀末就出現的反猶主義和以上這些看法或者偏見都不無聯系，并且將所有問題都上升到種族的層面，以至于所有試圖融合猶太人的努力都是徒勞。

在1910年的維也納——多民族的奧匈帝國的首都，有大約17.5萬名猶太人居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來自東歐。而1857年時，維也納只有6000多名猶太人。大德意志思想的領袖人物喬治·李特·馮·匈奈雷號召“滾蛋，猶太人！滾蛋，羅馬教廷！”他發誓要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國家。這里還有文才出眾的基督教社會黨成員、市長卡爾·呂格爾反對猶太人對社會產生影響。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維也納，英國種族理論家張伯倫還出版了一部偽科學的“巨著”《19世紀之基礎》。除此之外還有顧伊多·馮·李斯特和他的老師、《奧斯塔拉》雜志出版人約克·蘭茨·馮·里本菲爾斯發表的關于神秘種族主義的文字，認為人類學研究支持捍衛歐洲領袖種族純凈的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中對這些觀念深信不疑，符合早期希特勒傳記作者認定希特勒早期即反猶的說法。

但是奧地利歷史學家布里吉特·哈曼在《希特勒的維也納》一書中以及在她之前的美國希特勒研究者約翰·托蘭都對希特勒在維也納的那段歲月有與此相左的解讀。他們對希特勒進行系統研究的結果顯示：一事無成離開家鄉的希特勒在維也納雖然開始思考猶太人問題，但是他將猶太人看做一個獨特的民族，其觀點在根本上異于反猶主義者。他更多的是驚訝于猶太人在文化領域的成就，肯定猶太人的慈善機構。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時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猶太人以及猶太手工業者、猶太商販建立了很好的關系。

能夠證明希特勒在維也納時期已經成為反猶主義者的唯一證據就是他青年時代的朋友奧古斯特·庫比澤克所著的《希特勒，我青少年時的朋友》一書。該書說明哈曼是在杜撰。書稿在戰時就已經寫好，相關的章節是庫比澤克之后增補進去的。1945年，他因為和希特勒的私交被美國人逮捕，在格拉森巴赫收容所關了16個月。書稿就一直在家里擱著，直到他被釋放后又失了業，才將書稿徹底整理完成，但是缺少了庫比澤克承認自己是反猶主義者的章節。

哈曼認為庫比澤克在書中將《我的奮斗》中所號稱的反猶主義強加給了他青年時代的朋友希特勒。哈曼的結論是：“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說他的朋友希特勒在青年時期就是反猶主義分子，而他則是被希特勒帶入了歧途。”

因被猶太妓女傳染梅毒？

基于很多的證據，哈曼打破了許多陳詞濫調。“比如說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情結是因為一個猶太教授。還有更加轟動的說法，認為希特勒反猶是因為在維也納利奧波德城被一個猶太妓女傳染上了梅毒。而事實上1908年反猶主義者曾高舉大旗反對維也納歌劇院院長古斯塔夫·馬勒，而希特勒卻始終十分尊敬他并且推崇他為瓦格納的闡釋者。”

哈曼還寫道，“在朋友庫比澤克的陪伴下，19歲的希特勒在雅霍達家里享受音樂之夜、家庭生活和猶太知識家庭的文化。他很喜歡這一切，從未表現出任何一絲反感。”早在歌劇院的底層站立區，希特勒就認識到了猶太人的文化之美。因為他自己也喜歡文化，所以可能對猶太人也有著景仰之情。

除此之外希特勒有足夠的理由對猶太善人們心懷感激。“他1909年流離失所時曾受到許多猶太社會福利機構的恩惠，從公共暖屋到免費施粥，從麥德林流浪人避難所到布里吉特瑙的流浪人之家。”哈曼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