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的十大忠烈將領

丁汝昌因何服鴉片自殺？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達，字禹廷，亦作雨亭，號次章。

原籍安徽鳳陽縣，祖先在明初投軍入了衛(wèi)所，后人成了衛(wèi)籍，落戶在廬江縣北鄉(xiāng)石嘴頭地方，子孫繁衍，人口增多，后來該地改名為丁家坎村。咸豐末年，丁汝昌家遷巢縣高林鄉(xiāng)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鎮(zhèn)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親丁燦勛，以務農為生，生活貧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讀了三年書，因家境貧窮，自十歲起失學，出外幫人放牛、放鴨、擺渡船等，以補貼家用。十四、五歲時，被父親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學徒。咸豐元年(1851年)，廬江一帶發(fā)生嚴重災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軍占領廬江，丁汝昌參加太平軍。后隨太平軍駐扎安慶，成為程學啟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慶被湘軍圍困危急，身為陳玉成部下的程學啟，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墻，向集賢關湘軍訓導曾貞干投降。湘軍將領曾國荃對這批降軍存有疑慮，每逢戰(zhàn)斗，必令他們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學啟、丁汝昌作為前導，攻破安慶北大門外的太平軍營壘3座，斷絕了安慶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軍處境更加艱難，八月一日，曾國荃指揮程學啟、丁汝昌等攻占安慶，太平軍守將葉蕓萊以下1.6萬人全部戰(zhàn)死。戰(zhàn)后，程學啟升任游擊，賞戴花翎，充當開字營營官，丁汝昌升任千總，充當開字營哨官。

當時因上海士紳請求，曾國藩命令李鴻章組建湘軍，支援上海，并將大都由安徽人組成的，程學啟開字營撥歸李鴻章指揮。同治元年(1862年)，程學啟、丁汝昌等隨李鴻章乘輪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劉銘傳銘字營與太平軍戰(zhàn)于四江口，劉銘傳見丁汝昌作戰(zhàn)英勇，請李鴻章把丁汝昌調入銘字營，仍充哨官，統(tǒng)領親兵100人。旋改統(tǒng)領馬隊，升任營官，授參將。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敗亡。曾國藩北上督師剿捻，由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辦理后勤。丁汝昌升為副將，統(tǒng)先鋒馬隊3營，隨劉銘傳北上，與捻軍作戰(zhàn)。七年(1868年)，東捻軍失敗，丁汝昌授總兵，加提督銜，賜協(xié)勇巴圖魯勇號。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決定裁軍節(jié)餉，劉銘傳擬裁去丁汝昌部馬隊3營，丁汝昌致書抗議，劉銘傳怒其不執(zhí)行命令，欲殺之。丁汝昌聞訊，馳歸故鄉(xiāng)巢縣，得免殺身之禍。

同年，發(fā)生日本侵略臺灣事件。清政府展開海防大籌議，李鴻章力主購買鐵甲艦，辦理海軍。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李鴻章奉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罷職歸田，悶悶不樂，其妻魏氏，是湖北鐘祥人，出身書香門第，是一位有見識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數畝，足以飽腹，大丈夫建功立業(yè)，自有時也，姑待之”。家居數年，丁汝昌時常想到李鴻章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鴻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對他說：“省三(劉銘傳)與爾有隙，我若用爾，則與省三齟矣。爾宜與之分道揚鑣！今吾欲立海軍，乏人統(tǒng)率，……當以此任相屬。”當時，陜甘總督左宗棠正在指揮西征收復新疆的戰(zhàn)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戰(zhàn)英勇，奏請發(fā)往甘肅差遣。李鴻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傷病復發(fā)”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緒五年(1879年)，清政府從英國訂購的“鎮(zhèn)東”、“鎮(zhèn)西”、“鎮(zhèn)南”、“鎮(zhèn)北”4艘蚊子船來華，北洋軍艦日多，李鴻章奏準將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鴻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鄧世昌等赴英接收訂購的“超勇”、“揚威”號巡洋艦。在英期間，丁汝昌覲見了英國女王，拜訪了英國海軍司令和高級軍官，并與當時一些著名的軍艦設計師會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機會，丁汝昌特意繞道德國，參觀了建造中的“定遠”艦。

光緒八年(1882年)六月，朝鮮京城爆發(fā)壬午兵變，國內局勢大亂，日本政府決定借機出兵朝鮮。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等艦開赴朝鮮，用以觀察局勢和防止事態(tài)進一步惡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與候選道馬建忠離開煙臺，率艦隊抵達朝鮮仁川，日本海軍艦隊已先期到達。丁汝昌決定“以軟禁禍首李昰應為先著”，遂乘“威遠”回天津請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遠”、“日新”、“泰安”、“鎮(zhèn)東”、“拱北”等船艦，載運淮軍吳長慶部2000余人往朝鮮登陸，十三日，丁汝昌與吳長慶、馬建忠等設計擒獲朝鮮太上皇李昰應，押往天津軟禁，使日本干涉朝鮮的計劃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鴻章上奏，稱記名提督新授天津鎮(zhèn)總兵西林巴圖魯丁汝昌，久歷戎行，才明識定，前往英國督帶快船回華，創(chuàng)練水師，講求西法，能耐勞苦，此次揚威域外，足張國體。清政府賞丁汝昌穿黃馬褂。

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德國訂造的“定遠”、“鎮(zhèn)遠”、“濟遠”回國，丁汝昌與津海關道周馥前往驗收，舉行升旗儀式。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鴻章命丁汝昌與總查瑯威理率北洋水師主力赴朝鮮釜山、元山、永興灣等處操練，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鴻章又派吳大澄等勘定吉林東部國界，命丁汝昌率艦隊至海參崴接應，然后折赴長崎進船塢保養(yǎng)(“定遠”、“鎮(zhèn)遠”鐵甲艦按設計，每半年必須入塢油漆一次，以防銹蝕，當時中國沒有能容納這兩艘軍艦的船塢，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選擇)。七月初十日，“定遠”等軍艦到達日本長崎，引起日本民間的艷羨、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國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眾發(fā)生爭斗，北洋水師總查瑯威理一度準備下令向日本宣戰(zhàn)，被丁汝昌制止，最終通過外交、法律途徑平息了這場爭端，日本向中國賠償5萬余元。

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撫物色將才，以備任用，分別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鴻章遞交《保舉將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軍官制，在威海擇地建造水師公所。九月初九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奏準頒布《北洋海軍章程》，北洋海軍正式建軍。十三日，海軍衙門根據李鴻章的提名，奏準以北洋水師記名提督直隸天津鎮(zhèn)總兵丁汝昌為海軍提督，旋賞加尚書銜。根據丁汝昌的建議，在威海劉公島設立水師學堂，培養(yǎng)駕駛、指揮軍官;在大沽、旅順設立水雷學堂，培育魚雷軍官;在山海關設立武備學堂，在威海設立槍炮學堂，培育各級專業(yè)軍官。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fā)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國王請求，派兵幫助鎮(zhèn)壓。李鴻章以中國軍力不充，準備不足，不建議過早開戰(zhàn)，盡量拖延時間。

六月二十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fā)動突然襲擊。

七月一日，中日雙方互相宣戰(zhàn)，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

戰(zhàn)爭爆發(fā)后，光緒皇帝在清流黨人的慫恿下，情緒激動。數日間，連發(fā)電報指責丁汝昌，質問為何沒有戰(zhàn)果，提出要將丁汝昌革職，送交刑部治罪。

而當時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亂不堪。既要丁汝昌遠行尋找日本艦隊決戰(zhàn)，又命令必須保護大沽、山海關、旅順、威海等地萬無一失，艦隊不得遠離，“倘有一艦闖入，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頑固派、清流黨也乘機大做文章，名為指責丁汝昌，潛臺詞則是攻擊李鴻章。七月二十五日，對海軍事務一竅不通的廣西道監(jiān)察御史要求撤換丁汝昌，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軍機大臣也在推波助瀾。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諭旨：“海軍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職”，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稱丁汝昌“狡猾避敵”，對丁汝昌的攻擊達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鴻章遞交《復奏海軍統(tǒng)將折》，為丁汝昌辯護。因為對丁汝昌的指責大都屬于捕風捉影，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光緒皇帝降旨：“丁汝昌暫免處分”。

經歷了如此一場風波，丁汝昌當時的心情可以想見。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日，護送陸軍赴朝后正準備返航的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遭遇，黃海海戰(zhàn)爆發(fā)。戰(zhàn)斗開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傷，但仍堅持坐在艦內的過道中鼓勵士氣。經過近5小時的鏖戰(zhàn)，中日雙方互有損傷。

九月二十日，北洋艦隊在旅順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鎮(zhèn)遠”艦入港時觸礁受傷，使得本已元氣大傷的北洋艦隊雪上加霜。日軍進攻旅順時，丁汝昌被革去尚書銜，摘去頂戴。旅順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職，暫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對陸軍的戰(zhàn)力表示擔心，建議做好炸毀陸路海岸炮臺的準備，不料，又成為“通敵誤國”的罪證，清廷下令將其交刑部治罪。在劉步蟾等將領的通電請愿，李鴻章的極力申辯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頭事務結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當時所處環(huán)境雖十分艱難，仍力圖振作，召集諸將，籌商水陸戰(zhàn)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三十日，即光緒二十年除夕，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遞送勸降書，丁汝昌不為所動，決心死戰(zhàn)到底，當日，對家人說：“吾身已許國”，并將勸降書上交李鴻章，以明心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軍進攻威海南幫炮臺，丁汝昌率艦隊從海上用火力支援炮臺守軍，發(fā)射排炮，擊斃日軍旅團長大寺安純。由于眾寡懸殊，威海陸路南北幫炮臺相繼失守，劉公島遭海陸合圍，成為孤島。

此后，日本海陸兩軍配合，并利用占領的陸路炮臺，連日攻擊北洋艦隊，均被擊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魚雷艇夜間偷襲，“定遠”艦遭重創(chuàng)，丁汝昌移督旗于“鎮(zhèn)遠”艦。正月十三日，魚雷艇管帶王平策劃魚雷艇隊集體逃亡，劉公島形勢進一步惡化。正月十五，日軍艦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勢將沖入，日本陸軍也用陸路炮臺的火炮向港內猛轟。丁汝昌登“靖遠”艦迎戰(zhàn)，擊傷兩艘日本軍艦，“靖遠”中陸路炮臺發(fā)射的炮彈受傷，丁汝昌欲與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獲悉陸路援軍徹底無望，北洋艦隊已被國家拋棄。當晚，服鴉片自殺，延至十八日晨7時辭世。

此后，清政府內的清流、頑固黨人交相攻擊，光緒下旨“籍沒家產”，不許下葬。丁汝昌的子孫輩被迫流落異鄉(xiāng)。直至宣統(tǒng)二年(1910年)，經載洵及薩鎮(zhèn)冰等人力爭，清廷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國元年(1912年)，靈柩始歸葬于安徽無為縣西鄉(xiāng)小雞山梅花地。

盤點另外九大忠烈將領

左寶貴(1837-1894)，山東費縣人，回族，行伍出身。1856年投效清軍江南大營，進攻太平軍。后長期駐奉天(今遼寧沈陽)。1889年授廣東高州鎮(zhèn)總兵，仍留奉天。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率所部自遼東渡鴨綠江開赴朝鮮平壤，守北城玄武門。9月日軍分四路進逼平壤，平壤守軍總統(tǒng)葉志超企圖棄城逃走。左寶貴派親兵監(jiān)視葉志超，并登城指揮與敵激戰(zhàn)，身受重傷仍堅持督戰(zhàn)、燃放大炮，后中炮犧牲。

鄧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廣東番禺人。1867入馬尾船政后學堂駕駛班第一期學習，1874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獎以五品軍功任命為“琛航”運船幫帶。次年任“海東云”炮艦管帶，時值日本派兵侵犯臺灣，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獲升千總。后調任“振威”炮艦管帶，代理“揚武”快船管駕，獲薦保守備，加都司銜。

林泰曾(1851-1894.11.16)，字凱仕，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祖父林霈霖，系林則徐胞弟，故林泰曾稱福建船政大臣、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為姑丈。林泰曾幼喪父母，依寡嫂生活。

林永升(1853-1894.9.17)，又名翼升。字鐘卿，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入后學堂學習駕駛，十年(1871年)，堂課結業(yè)，派上“建威”練船實習，前后巡游南北洋各口。光緒元年(1875年)調赴“揚武”艦，旋任船政學堂教習，獎補千總。

聶士成是安徽合肥人。他寒窗苦讀，原來走的是科舉入仕之途，激于愛國的熱情與救國的壯志，他投筆從戎了。在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中立下赫赫戰(zhàn)功。

劉步蟾(1852-1895.2.10)，字子香，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事母至孝”。少時性格沉毅，好學善思，愛憎分明，敢于非禮不義之事相爭。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入后學堂，學習駕駛。十年(1871年)，與同學十八人上“建威”號練船實習，南至廈門、香港、新加坡、檳榔嶼，北上渤海灣、遼東等地，途中測量日度、星度，操練駕駛，見識大為增進。事后，船政大臣沈葆楨稱贊說：“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子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為之冠”。次年，劉步蟾以第一名成績成為福州船政學堂首屆畢業(yè)生。

黃建勛(1852-1894)，字菊人，福建永福人。1867年，以文童應船官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1871年，結束課程后，登“建威”練船實習，巡歷南至新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口岸。1874年，充任"揚武"快船正教習，又調任“福星”炮艦正教習。次年又調回“揚武”，赴日本及中國各口岸梭巡，以增長閱歷，薦保千總。

葉祖珪(1852-1905)，字桐侯，福建閩侯人，出生于一個塾師家庭，共有兄妹九人，葉祖珪排行第三，由于看到家庭負擔很重，便放棄了科考之途。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期駕駛班。1871年7月畢業(yè)，船政第一期畢業(yè)，畢業(yè)時在寫給洋教習卡羅的告別信上說道“愿盡所能為國效勞”，1876冬年作為福建船政第一批留學生，與劉步蟾、薩鎮(zhèn)冰等被選派出國，1877年春進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學習，先后在英國海軍“索來克伯林”號裝甲戰(zhàn)列艦(與英國王太子同艦實習)、“芬昔勃爾”號巡洋艦實習，三年期滿后回國，洋監(jiān)督恭薩克對他的評語是：“勤敏穎悟，歷練甚精”，堪“勝管駕官之任”。

薩鎮(zhèn)冰(1859-1952) 字鼎銘。 先世為色目人(蒙古族)，原籍雁門(今山西代縣)。始祖薩拉布哈，為元世祖忽必烈所信任，使掌兵權，“元統(tǒng)年間，家于閩”。16世傳至薩鎮(zhèn)冰。父薩怡臣，字懷良，號納吉，為諸生，以教書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