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后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本文就其“環鏈關系”略呈淺見。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時間上比較靠近，且源流上關聯直接而又密切。當年曾做過“湘”“淮”大員（如胡林翼、李鴻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歸廬譚往錄》中曾說：“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后來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也轉錄了有此話的筆記內容）。這種說法旨在揭示其間的連帶關系，無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時間的先后。具體看，曾國藩自咸豐二年末開始借辦團練練兵，咸豐四年（1854年）春湘軍正式練成出征，至此可以說湘系集團雛形初備（當然，還說不上具有“完備”形態）。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在特定情況下形成比較快捷。

因“東援”需要，本為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奉幕主之命組建淮軍，同治元年（1862年）開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蘇巡撫）權柄，這樣“軍政結合”，淮系集團就有了比較完備的形態，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從湘、淮集團各自初成的時間上看，前后有大約七年的時間差，而兩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時間則更長。

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孕育產生則比較靠后，自甲午戰后的“小站練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時間上與其籠統地說承湘、淮兩者之后，不如說承淮衍生更為直接。袁世凱的叔、祖輩與李鴻章即多有聯系，袁本人的為官初階則可謂從淮系要員吳長慶門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鴻章的護持、薦引。其集團勢力的奠基，也離不開對淮系人員的直接延攬、收用。而及至其集團勢力初成之際，湘系群體形態上已告漫漶，淮系則因其“開元”領袖李鴻章的在世而實體尚存，與袁氏集團有著交叉共存時段。及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去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職由袁世凱繼任（先署理，隨后實授），則可視為完成其群體性直接替代的標志。由此可見，淵源上袁氏集團與“湘”“淮”有著相對的遠近、疏親。

三大軍政集團就是這樣遞次生成，交錯連接，相承相續，此為體現其“環鏈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更內在地體現于其有同有異、形態嬗變演化的關聯上。

它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機上，都是基于特定條件下清朝的軍事需要應運而生，乘機發展。“湘”“淮”之生成盡管有一定的時間差，但顯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因勢而起。而袁世凱“小站練兵”，則是在甲午戰后的背景下，適應清朝藉“變通軍制”而“講求自強”的需求而得。沒有各自當時特定的背景條件，也就沒有其軍政集團形成的客觀契機。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皆以“私屬性”頗強的軍隊為支柱，進而實現密切的“軍政結合”（有“私屬性”軍隊又有督撫權柄，而此種人物實力上已非一般督撫可比），終得形成具有完備形態的集團性群體勢力。所謂其軍之“私屬性”，當然是就特定意義而言，主要是指在其軍隊內部具有相當程度的私人隸屬性，而并不是說它就完全不聽命、不受節制于朝廷。湘、淮“勇營”不屬于國家“經制軍”，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從形式上似頗具“國家規范”，而實際上的私人控制卻愈加強化，這在袁氏即使被罷在鄉所謂“養疴”期間，仍能暗中控制其軍隊的事實就足以證明。軍隊“私屬性”的要素，對于“湘”“淮”“袁”三大集團來說，可謂共同基點，也是擴大和維系其群體勢力的重要保障。

三大軍政集團的相對特異性，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軍隊新舊反差。相比之下湘軍最為傳統舊式，而淮軍大進一步，主要是武器裝備上的日趨“洋化”。及至袁世凱北洋新軍，進而從“軍制”的整體層面追求效法“西式”（這在袁氏所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的相關內容里即可見一斑），技術層面的“現代化”色彩已較鮮明，淮軍比之不及，湘軍反差更大。

二在群體結構狀況。湘軍以“選士人領山農”（王定安《湘軍記》中語）為組織要則，淮軍將領出身于“士人”的則要少得多，兵員成分也明顯龐雜，惟“戰”是取的實用功利性強。到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選員因明顯借鑒“西法”，官兵素質條件上愈發有“趨新”氣象。

再如要員關系方面，總體上湘系是“多頭并立”，不但軍多分支，而且要員中得以出任督撫、獨據一方者人數眾多，且有“噴發”式階段。而淮系，則不但軍隊由李鴻章總攬的情況相對明顯，而且其要員出任督撫者也要少得多（這一則因其未占先機，再則也受出身條件限制），實力地位上鮮有能與李鴻章抗衡者，其群體關系格局可以說是“眾星拱月”。而到袁世凱，對其集團內部的控制就愈趨嚴密，他“實行‘兵為將有’，使自己成為‘本軍之君’”（前輩學者李新語），“寡頭”色彩愈顯濃重。

三在首領風貌特征。不妨就以三個集團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為例來看。曾國藩最為傳統，浸潤儒風，追求圣道，統兵理政也不棄學問。李鴻章盡管也是進士、翰林出身，但就專意帶兵、理政，少受道學束縛，甚至不忌“痞”氣，如有以“打痞子腔”“參用痞子手段”來應對洋人之語（而曾國藩主張于此也得“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言忠信”“行篤敬”）。即使日常氣態、做派上，曾、李也大為不同。到袁世凱，于此更見其異。其人并非科舉出身，比起曾、李他簡直就是個“大老粗”，而這樣一個人能夠在軍政界出道、騰達，與他非常的心計、權術、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異同的造成，既基于客觀時勢條件，又取決主觀人為因素。且異同之端并非能夠絕對、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察識這種復雜情狀，自有助于整合性地體察其歷史效應的發揮。

先就晚清軍制變革的節點和軌跡而言。湘、淮軍（所謂“勇營”）得以崛起，與作為清朝“經制軍”八旗、綠營的腐敗無能分不開，之后“練軍”的出現（由湘系大員劉長佑在直隸創始）和推廣，自是以“勇營”改造綠營的一途，而以湘、淮“勇營”作為“防軍”存續，則可以說是進而為其實際走向“經制”放開的表現。如果說這還未能完全突破“舊制”的藩籬，那么，到袁世凱“新軍”的編練，就無疑是一種“轉型”的發軔。而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離不開對湘、淮軍（尤其是淮軍）趨新發展所積留的有形、無形資源的借助，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自有其一脈相承性。

再從近代軍閥的孕育過程來看。關于近代軍閥的界定以及對它何時與如何形成的看法，學界觀點不盡一致，認定其到民國代清后的袁世凱集團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編練和發展新軍，則為“北洋軍閥的孕育階段”，應該說比較合理。前后聯系看來，在整個“孕育”過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則最終完成。而這，與其“西化”趨向扭曲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