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回師東北，本有成功之希望，但終歸失敗，分析其原因，要為下述數點：

1物質上。我們起事后，奉天的補給斷了，錢也沒有了，軍隊從關內僅帶些彈藥、服裝等配備出關。剛巧，那年冬天特別寒冷，官兵服裝不夠，有些穿的非常單薄，影響士氣頗大。

2精神上。軍官與郭有相當關系，才跟郭走，但有些總覺得郭是造反，所以士氣一直不盛。至錦州后，問題越趨復雜，困難越多，行軍就慢了下來(士氣好，每天可走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由于士氣差，有些只走二三十里)。而張學良的招撫也發生了作用，張說：“能打垮我們，也能把日本軍隊打垮嗎？”有些軍人與張不無關系，軍心終于動搖。至于少數日本炮兵偽裝冒充奉軍，影響本來不大，可是對那些沒頭腦的軍人還是起了嚇唬的作用。開最后一次軍事會議的時候，郭先生曾反復地說著：“打不上去！打不上去！”我猜想郭可能知道軍心有變，情形不對，但不對到什么程度，沒有把握，最后終于出走。假如當時軍中將領能與郭先生同心同德，勇往直前，日本也許抵擋不了(郭先生的軍事布置我不清楚，當時我曾建議由遼陽或鐵嶺迂回取沈陽，此與蔣先生北伐時繞道濟南撇開日軍的情形相似)，而日本也知道我們會承認他們在東北的權益，因為這不是短期內所能排斥掉的，所以在我們進入二十華里的限制內，日本并未開火。又假如我們當時能再持續一兩天，待馮軍進入天津，我們有了后援，縱使兵暫緩進入沈陽，我們還有與日本妥協的時間和可能性，那也許我們還有勝利希望。但因瞬息萬變，陰錯陽差，郭先生終于走了，失敗的命運也終無法挽回。

3聯系上。李景林本來是合作的，郭沒有料到他的態度會變，結果使郭與馮的交通中斷，形成孤軍，沒有后方，終難維持長久。郭曾派人去聯絡吳俊陞，而吳終被張作霖拉回去，闞朝璽曾派人來，而郭卻瞧不起他，這兩人都沒有聯絡好，實在是一大失策。

留在沈陽的兩部分隊伍——北大營的學生教導隊與東山咀子的軍官教育班，也都沒有聯絡好，結果他們沒動，假如當時他們能夠響應，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日本要袒張，也將無從袒護起。

4外交上。郭先生個人對日本非常厭惡，我們幾次跟日本軍人接觸，郭也曾派蔡多祥至日本(事后我曾想：派蔡赴日實非適當人選，蓋蔡過分忠厚，與日又無淵源。若派殷汝耕或林長民，或兩人同去，情形可能會好些)，但所講的話，都非常鄭重。我首當外交之沖，郭未曾表示對日妥協，我也未曾做此建議。郭是愛國的，他只肯承認日本在東北的既得利益(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從沒想到給予進一步的承諾，他絕不肯出賣權益以謀求對日本的妥協。

而日本軍人覺得：我們與馮玉祥聯絡，馮是赤化危險分子，我們亦然，若進沈陽，總不如張作霖易與，能幫張還是幫張。我想，日本與張交往歷有年所，他們雙方關系密切，任何人都不如張更親日。日本助張，終成為勝敗之重要因素。

5思想上。奉天一般的物質生活，除比不上中國其他大都市外，較普通省份要優裕，學校開辦得早，從清末以來就特別注意新式教育。但卻缺乏南方的革命精神，保守消極，毫無思想，有開荒精神，缺文化基礎。郭在奉軍中是張的部將、新派的領袖，與老一輩的合不來，處境頗苦，更不能表露改革意見。當時軍中充塞著軍閥思想，只知服從命令，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哪懂積極作為？所以當他開始回師壯舉的時候，除了少數高級知識分子贊同外，余皆莫名其妙，在思想上根本無法接受。我想這是導致郭失敗最重大的原因。

綜合上述的因素，加上郭當時身體不好，能為他籌劃者又不多(他跟我談得來，也相信我，但因他忙，入關后未討論過全盤大計，都是臨時有事商量而已)，一個人考慮、籌劃終難完美。有欠周詳之處自然難免。事后回想郭似有力取而斗智次之的味道。故終免不了失敗之厄運。

事情雖然失敗了，但對東北卻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郭先生不進關的主張，引起了不少的同情，以后王永江省長的辭職就是一例。據說回師戰起的時候，張作霖同意以后不再進關，及后張又入關，王遂辭職，張對他也無可奈何。而此舉不僅關系奉系內部的離心離德，就是以后張死日本之手、奉系沒落、東北知識分子排日以及日本以此為借口發動九一八事變等，也都或多或少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