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網上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的“告密文化”，論者言之鑿鑿，說“告密”屬于國民劣根性，傳統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難不成“告密”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則是我們擺脫不掉的歷史宿命？但細一想，又覺得不對。以筆者的了解，在傳統社會，告密行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國的主流文明與其說是“告密文化”，不如說是“反告密文化”。

過去處于主流、正統地位的儒家文明，對告密行為可謂深惡痛絕。孔夫子曾問他的弟子子貢：你最討厭哪些行為？子貢說：“惡徼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這里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成正直的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行為之一。

發生在親人、朋友之間的告密行為，由于直接破壞了小共同體最基本的人際信任，挑戰了人倫底線，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人告訴孔子：我們那里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舉報了。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親親得相隱匿，社會的人倫底線才不會被突破。用漢宣帝的話來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親親相隱”的原則自此列入中華法系，并歷代相沿。

——不要認為“親親相隱”是陳腐、過時的觀念，現代發達國家的法律，同樣非常明確地承認公民不給親人證罪的“親親相隱”權利。

當然，不能否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競相告密的風氣。但我們需要知道，告密行為的鼓吹者是邊緣的法家，而非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張治國要任用熱愛告密的奸民：“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商鞅認為，善民重視親情，會相互包庇;奸民則相信“爹親娘親不如秦王親”，會相互告奸。人民熱衷于告奸，罪惡便無處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勵告密，卻不能不將習慣于告密的人命名為“奸民”。可見在當時的道德評價體系中，告密是為人所不齒的。商鞅本人可能對這種道德評價很不以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質卻是商鞅無法否認的。

歷史上，但凡申韓法術大行其道的時期，告密之風便會盛行一時，比如商鞅變法后的秦國、漢武帝時代、武則天時代、朱元璋時代以及所謂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價值觀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風則大為收斂——并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而是說告密的行為在宋朝并不受鼓勵，士大夫群體乃至君主都自覺抵制告密，以告密為恥。

宋真宗時，李沆任宰相。一日宋真宗問李沆：“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密啟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報告。李沆對打小報告非常反感，說：“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李沆認為，只有那些品德敗壞的人才會喜歡打小報告。

真宗的兒子仁宗當皇帝時，有一回，諫官韓絳收到同僚林獻可送來的一封書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身為諫官，覺得應該向皇帝報告，便將這封私信交給宋仁宗：“林獻可遣其子取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宋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叫他將書信帶回去燒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過失、借以整飭吏治嗎？當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為了掌握臣下動向而縱容告密，對政治品質的敗壞將遠甚于“中外大臣過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覺抑制告密政治的時期。皇祐元年(1049年)，臺諫官李兌、何郯、陳旭等人上書：“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于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意思是說，最近有些臣僚將私人書信上交朝廷，朝廷則憑書信私議調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風大盛。自今之后，除非事關謀逆，臣僚不得交納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繳臣僚私信。宋仁宗批準了這一建議。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申明政府不得繳納私人信件、據書信私議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時代，監察系統非常活躍，臺諫官可以風聞奏事，這固然對執政的政府系統構成強有力的制衡，但也產生了一些負面作用——臺諫官動輒上章告訐人罪，甚至根據道聽途說“暴揚(他人)曖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態，浸以成風”。御史呂誨于是上書“請懲革之”。仁宗皇帝從善如流，下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員打小報告揭發人罪。執政官若有過失、罪錯，可以公開彈劾，但不應告密。

后來的宋神宗、哲宗時代，當變法派(他們受申韓法術影響較深)執政時，告密風氣大有復熾之勢，因為一部分變法派官員認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寧七年(1074年)，參知政事(副宰相)呂惠卿推行“手實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報不動產，政府再按其不動產征稅。這本非惡政，但呂惠卿為防止有人隱瞞財產，又“許人糾告”，鼓勵告密。結果在民間大開告密之風，“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實法”甫一推行，立即受到有識之士的強烈抵制。不久，宋神宗只好下詔廢止了“手實法”。在宋朝士大夫看來，如果一項政策導致民間告密成風，社會便會進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風俗就會被破壞殆盡，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稅錢又有什么意義？

被現在許多人視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歡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實際上并不討厭告密，只是因為主流士風對告密行為不待見，不得不表態拒絕告密。紹興初年，高宗下詔求言，有些官員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訐同僚。高宗說：“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訐他人過失。”給告密者當頭;潑下一盆冷水。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三省與樞密院給高宗打了一個報告：“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后，告訐成風。考簡牘于往來之間，錄戲語于醉飽之后，雖朋舊骨肉，實相傾陷，薄惡之風，莫甚于此。”一些輕佻的官員出于政治投機之心，將親戚朋友私信上的談論揭發出來，自己則因檢舉有功而獲得美差。結果，告訐之風大興，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議論，都有人打小報告揭發;即便是親兄弟，也可能被出賣。再沒有比這種賣友求榮的風氣更薄惡的了。

因此，三省與樞密院提出建議：“乞令有司開具前后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即提議朝廷將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員列入黑名單，“議加黜罰”。宋高宗同意這個建議，“詔令刑部開具取旨”。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統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點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檜，比如他冤殺岳飛。但他對告密行為的打擊，卻表明他至少明白一個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優良的治理秩序，因為告密直接敗壞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們歷史上存在過鼓勵告密的時期，也擁有過一個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時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說的是，拒絕告密、抵制告密，其實也是華夏文明的傳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