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崩逝后，載垣等贊襄政務(wù)八大臣頒發(fā)咸豐遺詔，并為小皇帝載淳擬定了“祺祥”的新年號。“祺祥”二字出自《宋史.樂志》：“不涸不童，誕降祺祥”，所謂“不涸”，即河流通暢；所謂“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誕降祺祥”，呈現(xiàn)的是“欣欣向榮、吉祥如意”的景象，這個年號應(yīng)該說是不錯的。

早在咸豐避走熱河時，民間就傳聞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隨時可能病死，而咸豐在熱河過完春節(jié)后久不回鑾更是證明了這點。對于，咸豐何嘗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認(rèn)為自己還年輕，怎么也沒想到竟然會走得那么的快。直到過31歲生日的慶典上，咸豐突然倒下，他終于明白他已是時日無多，不得不考慮大清未來的命運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劇增情況相反，愛新覺羅皇族的子嗣卻一直在走下坡路。清軍入主中原后，順治雖然只活了24歲，但生下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0子4女；乾隆有16子8女；嘉慶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豐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緒和宣統(tǒng)，這最后三個皇帝在已經(jīng)成年的情況下，竟然都沒有一個子女）。

(圖)愛新覺羅·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

對于皇位繼承人的問題，這基本不用考慮，因為咸豐當(dāng)時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載淳。如此一來，自雍正朝設(shè)立的秘密建儲既無實施的必

要，實際上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在此問題上，咸豐不能像他的祖父嘉慶那樣從容挑選皇儲，也沒有了父親道光當(dāng)年立儲時的左右為難，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咸豐死時31歲卻子嗣不旺，這或許預(yù)示了大清帝國已經(jīng)走上了窮途末路。

咸豐當(dāng)時要考慮的主要問題的是，載淳當(dāng)時只有6歲，即使最樂觀，也得在10年后才能親政。在這未來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證大清皇權(quán)牢牢掌握在自己兒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為此，咸豐在臨終前的數(shù)十天里反復(fù)思索，左右掂量，他將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腦海中過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輾轉(zhuǎn)反側(cè)，徹夜無眠，一時間難以拿定主意。

咸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從小和咸豐一起長大，一起玩耍，曾經(jīng)是親密無間的兄弟，也是一同讀書求知的學(xué)伴。但是，咸豐最后做了皇帝，而奕訢只是封了親王。咸豐知道，自己的這個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遠(yuǎn)超過自己，如果讓他以皇叔的名義來給小皇帝輔政，固然名正言順，足以讓大清帝國危木獨撐，渡過難關(guān)，但是……

這時，咸豐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極死后，順治年幼繼位，皇叔多爾袞成為攝政王后大權(quán)獨攬，妄稱“皇父”，要不是孝莊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這順治的江山險些就成了多爾袞子孫的家產(chǎn)。三歲看老，咸豐心里清楚，自己的這個兒子自小就喜好玩樂，即使他不是劉阿斗，但也決沒有成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輔政權(quán)交給奕訢，能放心嗎？

咸豐搖了搖頭，將奕訢先否決了。

(圖)年幼的同治帝寫字

在咸豐病重之時，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當(dāng)聽說咸豐的身體越來越壞并多次吐血之后，作為弟弟的奕訢也是心急火燎，他多次上奏請求前往熱河向咸豐“問疾請安”，其情甚殷。奕訢之所以急于前往熱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對未來政局安排的關(guān)注。奕訢也知道，咸豐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夠趕在咸豐去世前面見兄長，將此前兄弟之間的疙瘩解開，免得留下終身遺憾。

看了奕訢的奏折后，咸豐何嘗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渡過的年少時光，又想起了當(dāng)年競爭皇儲的尷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間的種種猜疑和抵牾。想到這里，咸豐強(qiáng)掙著坐起身，并親筆給奕訢回信：

自從去年秋天一別后，轉(zhuǎn)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時時刻刻都想與你“握手而談，稍慰廑念”。

但是，最近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了，經(jīng)常咳嗽不止，有時還出紅痰（痰中含血）。我怕與你相見后，回思往事，徒增傷感，豈能無感于懷，對我的病實在無甚好處。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事情必須要來熱河稟報，你姑且在京中好好辦事，等我病好回鑾后，再敘兄弟之情。

從“徒增傷感”四個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豐當(dāng)時心境的凄涼。或許，要強(qiáng)的咸豐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親弟弟、昔日的競爭者看到自己臨終時的衰狀。畢竟，在皇位競爭中，咸豐是勝利者，但老天爺又是那么公平，身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將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卻仍舊身體健康，可以安享歲月。

兄弟的關(guān)心讓咸豐感動，但未來權(quán)力的安排卻必須讓奕訢走開，因為此時咸豐已經(jīng)選定了未來的輔政人選，那就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大臣班子。這一批人，一直深受咸豐的寵信，但他們和奕訢卻是政見不合，一旦讓后者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穩(wěn)定，反會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親、任用外姓作為輔政大臣，這在清朝歷史上是有先例的。當(dāng)年順治死后，鑒于多爾袞擅權(quán)的教訓(xùn)，孝莊太后任命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以免皇族宗親竊取大權(quán)。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時，鰲拜也同樣飛揚跋扈，專橫擅權(quán)，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鰲拜的話，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歷史的教訓(xùn)必須吸取。在排除了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訢后，咸豐將康熙年間的“四大臣輔政”人數(shù)增加一倍而變成“八大臣輔政”，但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證皇權(quán)的安全呢？對于這個問題，咸豐又做了一個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鈐印制度。

所謂“鈐印制度”，那就是咸豐在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最喜愛的兩枚私印，一枚“御賞”，一枚“同道堂”，分別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作為皇權(quán)的象征（因載淳年幼，慈禧也就順理成章的代理了鈐印之責(zé)）。鈐印制度規(guī)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親政時，凡是以皇帝名義下達(dá)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御賞”，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jié)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只有前后鈐加了“御賞”與“同道堂”這兩枚印章，諭旨才能生效，否則一律無效。

(圖)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欽顯皇后

咸豐的八大臣輔政和鈐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運作形成了兩宮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輔政的平行體制。在咸豐的設(shè)想中，八大臣輔政可以發(fā)揮這八位顧命大臣的政治經(jīng)驗與集體智慧，又可以讓他們相互監(jiān)督和牽制；在此之上，兩宮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讓皇后和載淳（實際上是慈禧）利用鈐印制度對八大臣加以防范與控制，而兩宮太后又不必參與日常的政務(wù)處理和軍國大事決策。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咸豐臨終時精心設(shè)計的權(quán)力分配方案，其實是想通過多方牽制達(dá)到權(quán)力的制衡，以確保皇權(quán)不會旁落。不過，這個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無紕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那就是：權(quán)力的執(zhí)行者（八大臣）和皇權(quán)的象征（兩宮太后）能否在未來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這可不是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