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結束。在中華民族舉國歡騰的身影中，有一儒雅清瘦、步履微跛的中年男子，其臉上既有國恥得雪之喜悅，更有終得抉擇后如釋重負的超脫。“這一天，終于要來了”，他喃喃自語。

這位中年男子，名叫徐道隣，是以憲法和法制史研究傳世的著名法學家，時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這一天，是他苦等二十年的復仇之日。

十一月三日，陰霾細雨，常見的山城天氣，徐道隣出家門但并非往行政院履職。在此之前他已經遞上辭呈，此行的目的地是重慶北碚法院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他遞上的，是一紙訴狀，控告的對象分別是張之江和馮玉祥，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控告的罪名：殺人罪。

二十年前，徐道隣的父親徐樹錚遇害于廊坊，兇手是自稱“為父報仇”的陸承武。但徐道隣知道，陸承武只不過是個傀儡，“稀里糊涂地唱了一出孝子的戲”而已。幕后的黑手，實是當時手握京畿兵權的馮玉祥。殺人案的執行者，則是馮的下屬張之江。

這是民國時代的一件名案。其背后，是一位法學家的復仇故事。

徐樹錚槍斃陸建章，外甥馮玉祥記仇

故事須從徐道隣之父徐樹錚談起。徐樹錚(1880—1925)，字又錚，北洋名將，人稱“小徐”，以便與曾任民國總統的“大徐”徐世昌區分開來。徐樹錚是清末秀才，棄文從武，為段祺瑞所賞識，被著力栽培，成為段最為信賴的股肱之臣。段視其如己出，為了推薦他，甚至不惜當面與袁世凱翻臉。

民國八年(1919年)，官任西北籌邊使的徐樹錚兵不血刃，使受沙俄控制而“自治”的外蒙回歸祖國懷抱。這是他人生的高峰，功勞之高，連孫中山先生也認為堪比漢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和“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陳湯等衛戍邊疆之名將。

徐氏書法遒勁，詩詞雅致，精通經史，與當時名士林琴南、張謇、柯紹忞、馬通伯談學論道，相交甚篤;并擅昆曲。1925年訪英，在皇家學院以“中國古今音樂沿革”為題進行演講，連《泰晤士報》亦大表欽佩。可見民國時的武人，既有如“狗肉將軍”張宗昌那樣粗鄙不堪者，也有如徐樹錚一般文武雙全之人。

有才者不免恃才，恃才者則易傲物，傲物者往往跋扈，乃古今才士的通病。徐樹錚之張揚，甚至連總統都不放在眼里。據說某次人事任命，黎元洪偶然問到被任命者的出身歷史，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徐樹錚竟然很不耐煩地說：“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這一性格缺陷，為其人生的悲劇結局埋下伏筆。

民國七年(1918年)，徐樹錚在天津先斬后奏，以《懲治盜匪法》為由，槍斃了同為北洋袍澤的陸建章。陸建章是天津小站練兵出身，曾任軍政執法處處長，殺人如麻，有“屠夫”之稱。據說他曾請人吃飯，送客時從背后將人開槍打死，故其請客紅帖有“閻王票子”之謂。

陸建章為人固非善類，被傳有通匪之嫌，但徐樹錚忌之殺之，難免牽涉背后派系之間的利益沖突，且不經審判，即就地正法。而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原是徐樹錚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夫人亦是同學，兩家關系本不疏遠。所以徐樹錚此舉，于法于理，均未允當。徐道隣回憶，出事后他的母親非常難過，徐樹錚也從不談及此事，從此亦再未殺人。

陸建章之死，震動官場，不免人人自危，引起恐慌。仇恨的種子，更在一個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他就是陸建章的外甥，頗受其恩厚的馮玉祥。

陸承武冒名頂罪，徐道隣走上政壇

民國十四年(1925年)，徐樹錚考察歐美、日本回國。其時北方局勢不穩，但顧于考察成果豐碩，他正躊躇滿志，執意回京復命。至京述職完畢，他又不聽勸阻，執意南返。據說當日段祺瑞案前曾出現“又錚不可行，行必死”的字條，段急派人送徐，徐并不介意，并拒絕軍隊護送。一而二，二而三，生機一失再失，命乎？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徐樹錚的專車行至廊坊，被馮玉祥指使部下張之江挾持而去。風雪之夜，隨著一聲槍響，一代梟雄，竟曝尸荒野，終年四十有六。徐是政府專員，身為同僚的馮玉祥自然不會承認自己殺人，而是電報政府，云：“徐上將有功國家，不幸在路上為匪人劫害，其死甚慘，請政府優予裹恤。”其間，更有陸承武呼嘯而至，自稱為父復仇之一幕。馮之殺徐，據徐道隣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徐訪歐籌得款項，有望東山再起，馮對此頗為忌憚，先下手為強;二是徐反共立場鮮明，馮當時已經與共產黨合作;三是馮欲報陸建章的知遇提攜之恩。

古經“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春秋公羊亦有“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復仇的重任，便落到了徐道隣的身上，這是他需要去做也必須去做的。親屬復仇，是貫通不同類型文明，貫穿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倫理法則，國家出現后，固然會通過法律來限制私力救濟，但是情法的辯難，不會因為制度日趨精致而消減，卻是長時間地存在著。一方面固然是制度并非萬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之本能就不是能夠被制度化的。此時的徐道隣，弱冠之年，正在德國留學，回國奔喪，再默默返德繼續學業，其內心果真平靜如斯乎？非也！他暗中查明真兇后，復仇便成了他以后人生的主題。在其提出訴狀之前的二十年間，未曾開口說過一次“馮”字，這樣的仇恨，何等的徹骨！其內心深處，何等的翻江倒海！

徐道隣曾在《二十年后的申冤》一文中總結自己的心路歷程：

凡是讀中國書，聽中國戲，看中國小說的人，對于他，沒有一件比替父親伸冤報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時知道，對于我，這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馮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我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談報仇？想要報仇，必須努力向上，在社會上有了一點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決心：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等書讀好了，再拿讀書的精神去作事;等作事有點成就，再拿作事的精神去報仇！

所以，盡管他以《憲法的變遷》順利地拿到柏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盡管當時他的公法學造詣甚至超過了同時期的德國學人(其中不乏后來執德國公法學牛耳之才俊)，但從此，他再也沒有踏上公法的學術之徑。等他數十年后再執教鞭的時候，已經轉向中國法制史的研究。

尚在襁褓之時墜地傷足，因乳媼匿而不告，數年后遂成痼疾，終生不良于行，故無法如父親一樣投筆從戎，這是徐道隣的憾事。那么要“作事”，就只能是從政了。

君子復仇，二十年未晚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徐道隣回國。因徐樹錚與蔣介石的交誼，他被蔣招至麾下，歷任國防設計委員會、行政院參議、中國駐在意大利代辦、考試院銓敘部司長、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十幾年間，職務幾換，也曾忝列智庫，也曾叱咤外交，也曾司局干部，似乎很活躍、很風光，但書生參政，個中滋味，恐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在三十年后發表的《論政治家與學人》一文中，他談到“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學者，放棄了他們有把握的學問不做，而到沒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難解”，這番感慨，嘆息的是自己，還是別人？

復仇的機會并非沒有，韓復榘曾找上門來，愿助“一臂之力”，但徐道隣何等聰慧之人，如陸承武般的假孝子，他是不愿意做的。“七七事變”，民族抗戰，前線部隊不乏馮玉祥的舊部，一個中央現職人員若狀告馮玉祥，會對軍隊產生什么消極影響？他們是否會誤解中央？他猶豫了。從政并沒有給徐道隣帶來期待的權力，反倒束縛了他的拳腳，國仇家恨，他需要斟酌衡量。

二十年，殺人罪的追訴年限轉瞬即到，好在天可憐見，倭寇已滅，他終于可以心無旁騖地提起訴訟了：父親，今天的復仇，是以法之名。

軍事委員會的批示下來，依據民國十四年適用的刑法，殺人罪的告訴時效是十五年，也就是說，法律以技術手段，委婉地拒絕了徐道隣的訴訟請求。徐氏馬上以抗戰八年時效中斷為理由提出抗訴，但無論是軍事委員會還是法院，再無下文。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徐道隣談道：

我在遞狀子時，原就擔心不會有結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會指出，誰是那個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殺人的主兇。他縱然有膽子行兇，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殺人罪行時，他卻沒有膽子承當，他這種狼狽喫蹩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終不免抱恨終天，惟有禱告和希望歷史的制裁，永遠在人間發揮其正直的力量。

與古典時期一樣，民國時代的子女復仇，仍然具有很強的倫理正當性，在輿論上也頗能獲得支持。所以施劍翹殺孫傳芳，鄭繼成殺張宗昌，乃至所謂陸承武殺徐樹錚，拋開其背后或許隱藏的政治陰謀不說，殺人者或被特赦，或不被追究，皆可說明此點。與施、鄭的快意恩仇不同，徐道隣的復仇顯得比較獨特，或許這與徐受過法學教育，受其規訓不無關系吧。他的隱忍，他的坦蕩，他的氣節，是這個并未成功的復仇故事中讓人最為印象深刻之處。我又想，當他投出訴狀的一刻，不管成敗，他都已經獲得了心靈的解脫，“以直報怨”，這是君子之風。

法律的婉拒，或謂不幸，又何嘗不是幸運？

段祺瑞在愛將徐樹錚被害后的沉默和不作為，曾使徐道隣頗為不滿，但后來對情況的了解使他逐漸釋懷，相信段并非無情之人，相信段自有他的分寸，其中就包括了解到段祺瑞信奉“輪回”“因果”。佛家學說與古典思想的結合，使得中國的“報”具有宿命與來世的更深刻的意涵，這或許多少能緩和現世的情法沖突，撫慰孝子們內心的憤懣吧。

當陸建章送出“閻王票子”的時候，可曾想到徐樹錚背后的一槍。當徐樹錚下令就地正法的時候，可曾想到廊坊的風雪之夜。當馮玉祥發出截殺密令的時候，可曾想到黑海上的陰謀……我想，誰都不曾想到。但報應的因果，已經種下。

據說小徐死時，大徐的挽聯是“道路傳聞遭兵劫，每謂時艱惜將才”，吊詭的是，之前祭奠陸建章時，他亦曾送同樣的挽聯，是徐世昌的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為，堪耐玩味。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這或許就是撥弄蕓蕓眾生的命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