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陽州(今昆明晉寧縣)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馬和，小字三保(后又稱三寶)，11歲時被俘進宮，后來當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謀，屢立奇功，便賜姓“鄭”，改稱鄭和，并提拔為內宮太監。鄭和于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領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長的28年間，鄭和船隊歷經亞非三十余國，涉十萬余里，與各國建立了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偉大歷史壯舉。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消除諸王勢力，充實軍事實力，開拓、鞏固邊疆，維護國家穩定;在經濟上，恢復和發展農業、扶植工商業，使洪武時期的初步經濟繁榮在永樂年間走向興盛。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奠定了明王朝開拓對外活動的基礎。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后，始終沒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以杜絕后患。還有一點是，洪武中后期，東南亞一帶許多國家再沒有按期向明王朝納貢，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喪失，還有些地區的首領甚至阻礙、破壞中國官方與民間的對外海上貿易。這是朱棣難以忍受的。因此，一個宏大的計劃在朱棣腦際中出現，那就是派遣使節，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嚴，恢復和擴大對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鄭和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派鄭和與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謂“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業在我國歷史悠久，造船技術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西周時，人們建造的海船就能東達日本。秦漢時，船隊更能遠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到了唐代，我國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時代，又增大船體，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針的運用，人們還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說，唐代以前，中國人到西洋各國往往要乘外國船，那么，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外國商人都紛紛改乘中國船來往于波斯灣等西洋各地了。歷史悠久的造船業和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加上明初強盛的國力，為鄭和大規模地建造遠洋船隊出使西洋，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

自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間，鄭和率眾一共七次遠航。鄭和遠航由長江口出發，先穿過臺灣海峽，經過南海，到南海周邊各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過錫蘭(今斯里蘭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灣，或橫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島，再向南岸航行，最遠抵達非洲東岸。鄭和航海往返都必經臺灣海峽和南海，船隊除遍至南海周邊各國外，更深入紅海，遠抵紅海東岸的天方(今沙烏地麥加)及非洲東岸“麻林”(今肯尼亞麻林地)。總之，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是史無前例的。據《明史》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所率部眾就有二萬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軍事、貿易等重大行動機構的決策、指揮人員，有負責觀察天文、預報氣象、航海操作及維修技術人員，還有翻譯、醫生、采購、后勤、軍事護航人員等等，以及少數尋訪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長44丈、寬18丈的就有62艘，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后幾次遠航也大致保持著這個規模。

與朱棣耀武揚威的目的不同，鄭和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安危聯系在一起，他認為掌握制海權對維護國家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曾對明朝統治者進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洋……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這是鄭和畢生海上經歷的總結，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關于海權的論述。

鄭和下西洋前，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這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不利于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成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宣揚“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緩和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國際威望。

當時，威脅明朝安全的主要來自兩個方向：東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殘余勢力和西北的帖木兒帝國。朱棣時期，改變了明初的被動防御戰略，主動出擊，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并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制，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鄭和在進行政治外交的同時，還負有溝通與西洋各國經濟貿易的使命。鄭和船隊的貿易活動尊重當地風俗，進行平等交換，使中國進口了大量亞、非地區的特產，很多國家還進獻了許多珍貴動物。這些物品的傳入，一方面成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

由于當時封建體制的影響，鄭和下西洋這種航海活動也無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弊端。鄭和下西洋的貿易活動主要是官方貿易，并沒有和民間對外貿易有效地結合起來。鄭和遠航將朝貢、勘合方式的對外關系推進到頂峰，“厚往薄來”，用大量物質財富換取海外諸國形式上的藩屬關系，結果，開支浩繁，“庫藏為虛”。在鄭和航海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朝廷內外反對聲就此起彼伏，后來車駕郎中劉大夏偷偷將記載鄭和七下西洋航海經歷及一應活動和見聞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毀掉。明憲宗追查《鄭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時，劉大夏就指出：“三寶(即指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于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對此，梁啟超指出：“哥倫布以后，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伽瑪之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伽瑪。而我則鄭和之后，竟無第二之鄭和。”這段評論是對明初對外開放缺乏系統管理的精辟寫照。

鄭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海上貿易日漸發達，他們紛紛沿著鄭和的航線，使沉寂了幾十年的海面又開始繁忙起來，以致有人斷言，當時中國的絲綢之路已從風沙滿天的大西北，轉移到了碧波萬頃的東南大海。

鄭和在完成最后一次出使任務的歸途中病逝，遺體被船載回，葬于南京中華門外牛首山麓。鄭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勝于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后人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