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678年—740年)字子壽，一名博物，謚文獻。漢族，唐朝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唐玄宗開元年間尚書丞相，詩人。西漢留侯張良之后，西晉開國功勛壯武郡公張華十四世孫。七歲知屬文，唐中宗景龍初年進士，始調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唐玄宗開元時歷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母喪奪哀，拜同平章事。是唐代有名的賢相;舉止優雅，風度不凡。自張九齡去世后，唐玄宗對宰相推薦之士，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因此，張九齡一直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

張九齡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名相。他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斗爭，為“開元之治”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的五言古詩，詩風清淡，以素練質樸的語言，寄托深遠的人生慨望，對掃除唐初所沿習的六朝綺靡詩風，貢獻尤大。有《曲江集》。譽為“嶺南第一人”。

張九齡為張說所獎掖和拔擢，張說去世后，他又于開元二十一年輔佐玄宗為宰相。作為開元盛世的最后一個名相，他深為時人所敬仰，王維、杜甫都作有頌美他的詩篇。他曾辟孟浩然為荊州府幕僚，提拔王維為右拾遺;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獻給他，未能如愿，晚年追憶，猶覺得可惜(見《八哀詩》)。

早年經歷

官宦世家 少有才名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唐儀鳳三年(678年)出生于世代仕宦的家庭。曾祖父張君政，曾任韶州別駕;祖父張子虔出任過竇州(治所在今廣東信宜縣)錄事參軍;父親張弘愈，曾為新州索盧縣(今廣東新興縣南部)縣丞。

張九齡幼時聰明敏捷，擅長寫文章。 9歲知屬文，13歲能寫出好文章，時用書信干求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非常贊賞他，說： “這個人一定能有所作為。” 王方慶的贊嘆，對鼓勵他立下遠大志向有積極作用。

嶄露頭角 任官唯賢

青年時期的張九齡，才智過人，勤奮好學，能詩善文。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登進士第，為考功郎沈佺期所賞識。被授予校書郎官職。 長安三年，宰相張說因直言得罪了武則天的寵臣張昌宗，被流放到嶺南，過韶州，得閱張九齡文章，夸獎他的文章“有如輕縑素練”，能“濟時適用”，一見而厚遇之。張說博學多才，是當時文人的領袖，又是朝中多有建樹的重臣，他的激勵對剛剛走上人生道路的張九齡是很大的鼓舞。

神龍三年(707年)，張九齡赴京應吏部試，才堪經邦科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神龍四年夏，奉使嶺南，就便省親。他當了幾年秘書郎，得不到調遷，萌生歸鄉之念。正好太子李隆基有所作為，舉天下文藻之士，親自策問，九齡應試道牟伊呂科，對策優等，升為右拾遺。李隆基即位為玄宗，張九齡改任左拾遺。但是，張九齡與宰相姚崇的矛盾卻越來越大。姚崇是唐玄宗所器重的大臣，執掌軍國大權。張九齡在唐玄宗上臺的第二年，就上書姚崇，提醒他“遠餡躁，進純厚”。姚崇復書嘉納其言，在選官用人中消除過去緣親是舉的流弊，堅持以才取人，整頓吏治。

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東宮舉文學士，張九齡名列前茅，授左拾遺;他曾上書唐玄宗李隆基，主張重視地方官人選，糾正重內輕外風氣;選官應重賢能，不循資歷。

開大庾嶺

然而，意見并不總是一致，過了三年，開元四年(716年)秋，張九齡又以“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招致了姚崇不滿，這年秋天，他以秩滿為辭，去官歸養。張九齡回到嶺南，住了一年多時間。他并不閑居，而是想為家鄉辦點實事。甫到家中，便向朝廷狀請開大庾嶺路。張九齡出入嶺南，也走過這必經之路，對大庾嶺梅關“人苦峻極”的險阻深有感受。開元年間的唐王朝，經貞觀以來近百年的勵精圖治，社會繁榮。嶺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貿易交通有了很大發展，廣州已成為中外海上交通門戶的大商港。在這種情況下，開鑿梅關古道，改善南北交通顯得非常迫切。張九齡的建議得到朝廷批準，于是他自任開路主管，趁著農閑征集民夫，開始開鑿工程。張九齡親自到現場踏勘，緣磴道，披灌叢，不辭勞苦，指揮施工。古道修通后，全長十幾公里，路寬近17米，路兩旁遍植松樹。路修成之后，張九齡撰寫了《開鑿大庾嶺路序》，記述大庾嶺開鑿后，公私販運“轉輸不以告勞，高深為之失險。于是乎鐻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由于梅關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為改觀。梅嶺古道成了連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譽之為“古代的京廣線”，不僅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貢獻，而且造福子孫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嶺路對他們來說是最快捷便當的通衢大道。張九齡居家時間，與曲江縣尉王履震、韶州王司馬來往密切，詩酒唱酬，結成知己。開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間，他與王履震聯袂來到廣州，寫下《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詩。

為官之道

重出官場 仕途波折

開元六年(718年)春，張九齡被召入京，返京時，王司馬一直送到大庾嶺上。到京后，因修大庚嶺路有功，拜左補闕，主持吏部選拔人才。張九齡的才學與能干漸為大家所認識。吏部考試選拔人才，他與右拾遺趙冬曦四次奉命參與評定等第，都能公允服人。 開元七年，改任禮部員外郎，開元八年，又升遷司勛員外郎。

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入拜宰相。張說對張九齡早寄以厚望，見他果然文才出眾，又和自己同姓，便與他論譜敘輩，夸獎張九齡“后出詞人之冠也”。靠張說的賞識和提拔，張九齡提升為中書舍人內供奉。張九齡并不因為和張說關系密切而隨聲附和，他對張說的斷然行事多有勸說，體現出辦事公允和卓有預見。玄宗東巡泰山封禪，封禪之后有進階行賞之事，張九齡因此提醒張說選擇隨行人員要注意選那些清流高品，以免引起非議。然而張說選定從行登山的官員，許多是官階較低且己之所親者，果然招致一片怨言。張說對玄宗所賞識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奏事多壓制不理，張九齡提醒他“不可不備”，張說沒放在心上。

開元十年，多次升遷擔任司勛員外郎。當時，張說擔任中書令，他與張九齡同姓，(按年齡)排序結為宗族兄弟，張說特別親近、看重他，張九齡很高興(張說)了解自己，所以也(愿意)依傍跟從他。

開元十一年(723年)，張九齡被任為中書舍人。

開元十三年，皇帝東巡，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張說親自決定侍從皇帝登山的官員，他多推薦兩省錄事、主書和自己親近的官員代理官職登山，于是(對他們)特別加以晉級，破格授予(他們)五品官職。當初，張說命令張九齡草擬詔書時，張九齡對張說說： “官爵是天下共用的器物，應該把道德名望高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勞的舊臣排在后面。如果顛倒了順序，指責和批評就會產生。現在登山封禪，廣施恩澤，這是千年—遇的大事。有名望和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蒙受恩澤，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吏末流卻先被加官晉爵，(我)只是擔心制度出臺之后，天下各地的人會感到失望。現在制訂草表的時候，事情還可以更改，只是希望您仔細研究謀劃這件事，不要留下悔恨。”張說說： “事情已經定下來， 荒唐無據的議論，哪里值得擔心呢？”最終沒有聽從。等到制度出臺時，朝廷內外的人對張說有很多指責。當時，御史中丞宇文融剛掌管田戶租稅的事情，每次向皇帝陳奏，張說多建議皇帝不要聽從他，宇文融也因此對張說不滿，張九齡勸張說對宇文融要有所防備，張說又不聽從他的話。沒過多久，張說果真被宇文融彈劾，罷掉了知政事的官職，張九齡也改為太常少卿，不久調出京師擔任冀州代理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轉授桂州都督，充嶺南按察使。

開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彈劾張說，張說被罷相，張九齡也受牽連，張九齡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奉命祭南岳及南海，就便歸省。是年秋張九齡回京，仍被指為親附張說，調任外官，出為冀州刺史。張九齡以老母不欲從之任所為由，表請罷官。翌年三月，改任洪州(治所今江西南昌)都督。在洪州任上，寫了《在郡懷秋》詩二首，表達了時不能用，憂郁思歸的心情，其一為：秋風入前林，蕭瑟鳴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嘆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云涯。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

開元十七年(729年)，張說又被玄宗拜任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開元十八年一病不起，終于病逝。他多次推薦張九齡做集賢院學士。

開元十八年(730年)，張九齡轉任桂州(治所今廣西桂林)刺史兼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便道歸省，與家人歡聚。開元十九年春，他從桂林乘船順流巡行按察來到廣州。

三度入京 諫官本色

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張九齡被召入京，擢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他奉旨代撰敕文，對御而作，不須草稿，援筆立成，深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達114篇。兩次升任他為中書侍郎。開元二十年二月轉為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八月，兼知制誥。張九齡時已55歲，屢乞歸養。玄宗對他加以重用，并不批準，只是把他弟弟張九皋、張九章就近家鄉封官，以便照顧老母。張九皋后官至廣州都督兼五府節度經略使，張九章后官至嶺南節度使、廣州都督，都是統治嶺南的封疆大吏。

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張九齡升任檢校中書侍郎，十二月，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國史。主理朝政。他建議于河南屯田，引水種稻，遂兼河南稻田使。[10-11] 當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璉因為副將安祿山討伐奚、契丹失敗，捉拿護送他到京城，請求按照朝廷典章執行(死刑)。張九齡奏明皇上說：“張守璉的軍令一定要執行，安祿山不應該免除死罪。”皇上特別赦免了他。張九齡上奏說： ‘安祿山狼子野心，面有謀反之相，請求皇上根據他的罪行殺掉他，希望斷絕后患。”皇上說： “你不要因為王夷甫了解石勒這個舊例，誤害了忠誠善良的人。”于是放安祿山回到藩地。

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張九齡遷升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

開元二十三年，加封為金紫光祿大夫，累官封他為始興縣伯，(食邑四百戶)。李林甫自己不學無術，因為張九齡的品行被皇帝賞識，心理非常妒忌他。于是推薦牛仙客擔任知政事(“掌管政事”)，張九齡多次說不行，皇上不高興。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讒言所惑，玄宗遂于開元二十四年遷九齡為尚書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后來宰相每次推薦公卿時，皇上一定會問： “節操、品質、度量能夠像張九齡嗎？”舊例，(士大夫)者要把笏板插在腰帶上，然后乘馬，張九齡體弱，常派人拿著笏板，(朝廷)于是設立了笏囊。笏囊的設立，從張九齡開始。[14] 罷相后不久又因他薦舉的監察御史周子諒彈劾牛仙客，觸怒玄宗，坐“舉非其人”，貶為荊州長史。

其時，唐朝處在全盛時期 ，但卻又隱伏著種種社會危機。張九齡針對社會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從政之道，強調保民育人，反對窮兵黷武;主張省刑罰，薄征徭，扶持農桑;堅持革新吏治，選賢擇能，以德才兼備之士任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針，緩解了社會矛盾，對鞏固中央集權，維護“開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譽為“開元之世清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主理朝政時敢于直言向皇帝進諫，多次規勸玄宗居安思危，整頓朝綱。玄宗的寵妃武惠妃，欲謀廢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時，命宮中官奴游說九齡，九齡叱退使者，及時據理力爭，從而平息了宮廷內亂穩定了政局。而對安祿山、李林甫等奸佞所為，張九齡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敗其陰謀。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祿山任平盧將軍，在討伐契丹時失利，張守珪奏請朝廷斬首。之前，安祿山曾入京朝見，拜見過時任宰相的張九齡。張九齡頗有識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祿山是奸詐之徒，斷定日后此人必會作亂。宰相張九齡對侍中裴光庭說：“亂幽州者，必此胡也。”此次適逢安祿山干犯軍法，被押送京城，奏請朝廷判決。張九齡毫不猶豫在奏文上批示，為嚴肅軍紀，將安祿山斬首，奏文說：“穰苴出軍，必斬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華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說：“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唐玄宗沒有最終批準，卻為示皇恩，將安祿山釋放。最終安祿山反叛，重演了西晉末年，羯族石勒反晉亂華的一幕。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節(玄宗生日)，張九齡送《千秋金鑒錄》作賀儀，勸皇帝勵精圖治。

當初，張九齡擔任宰相，舉薦長安尉周子諒擔任監察御史。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周子諒因為胡亂講吉兇，皇上親自加以質問，命令在朝堂上判決殺掉他。張九齡因犯了舉薦不稱職的罪，降職擔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開元二十七年，張九齡被封為始興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病逝曲江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他請求回鄉拜掃先人之墓，因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終年六十八歲，皇上贈封他為荊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斷言“必反”的安祿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亂”，從而導致唐朝迅速從“全盛”走向沒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張九齡的卓見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張九齡，追贈其為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