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美不是潔身自好之人，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曾在上海《晶報》上，以筆名“寒云”連續三天刊載《辛丙秘苑》一文，記述其所見證的陳其美等人經常出沒于高等妓院，一邊狎妓，一邊策動義舉。

人物小傳：陳其美(1878年～1916年)，字英士，浙江吳興人(今湖州市)。1906年春東渡日本，先后學習警政法律和軍事學。同年冬加入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初期與黃興同系孫中山的左右股肱。陳其美是蔣介石的盟兄，又是蔣晉見孫中山的引薦人，其侄陳果夫、陳立夫之后亦成為國民黨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時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1916年5月18日，袁世凱指使張宗昌派人赴上海法租界日本僑民山田純三郎的寓所，將陳其美暗殺，享年僅38歲。陳其美遇刺后，孫中山贊之為“革命首功之臣”。

遠渡東瀛識“豪杰”

作為革命黨人，陳其美出道較晚，晚至1906年29歲時，才在其弟弟陳其采的資助下東渡日本留學，由此加入同盟會，而與早期的光復會并無淵源。

陳其美自稱書生，即“其美一書生耳”，卻有“四捷”之稱，即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又素以“冒險為天職”，且生性豪爽，好結交。因此，從29歲加入同盟會到38歲遇刺身亡，在短短9年間，便確立了僅次于孫中山甚至高于黃興的國民黨黨內地位。有一個在坊間流傳甚廣的小故事，對其性情可略見一斑——

在1906年一天的早晨，陳其美前往東京西片町散步，走到一片小樹林邊時，看到一名中國青年正在舞劍，遂上前搭訕，才知此人乃振武學堂學生蔣志清(蔣介石)。陳其美見其長得機靈英武，又是浙江同鄉，便有意交往。隨后，又認識了留日士官生黃郛，陳其美率性地提出彼此結拜為異姓兄弟。蔣志清因為比陳其美小9歲、比黃郛小7歲，深感以小攀大有不恭之嫌，所以有意推辭，但陳其美執意結拜。遂三人互換蘭譜，盟約“安危他日終須杖，甘苦來時要共嘗”，蔣志清特意將盟約刻在兩把寶劍柄上，分贈盟兄。之后，陳其美介紹兩位盟弟加入同盟會。

事實上，陳其美在日本留學生中年齡偏大，堪稱大器晚成，這也與其家族和經歷有直接關系。陳其美的父親陳延佑系晚清秀才，后屢試不第，繼而棄儒從商，在錢莊做些文字筆墨事務，家境小康。陳延佑膝下三子：長子其業;次子其美;幼子其采。

陳延佑于1893年病故，家境由此日漸困窘，15歲的陳其美不得不到當鋪做學徒。老三陳其采卻少年得志，16歲考中秀才，后入金陵同文館、南洋武備學堂，1898年11月由浙江巡撫劉樹棠選派官費留學日本，初入日本成城學校學習日語和中學課程，再入日本近衛步兵第四聯隊做見習士官，后入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學習，期間曾任“留日同學會”會長，1902年3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后任湖南長沙新軍統帶。

1906年時，陳其美已于上海謀生三年，在同康泰絲棧任佐理會計，同時入科學儀器館的理科傳習所學習自然科學知識，正苦于“商賈征逐末利，何補于國家的危亡”！在弟弟陳其采的資助下東渡日本后，他先入東京警監學校學習警政法律，后進東斌學堂學習軍事。

當時，清廷官派到日本的軍校生一般要先入成城學堂，即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后來，日本方面設立了專收中國人的振武學堂作為預備學校。在成城學堂或振武學堂學習兩年合格后，再赴日本現役軍隊見習一年，然后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一年，再回原見習部隊實習三個月，這才能獲得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證書。也就是說，陳其美所入的東斌學堂并非“正宗”官辦。不過，該校有孫中山的暗中資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創辦，旨在秘密訓練革命軍事骨干。陳其美在加入同盟會后，便與部分同學組織起“軍事體育會”，學理論、練體魄，為將來的起義和暗殺活動做準備。

在加入同盟會初期，陳其美并非迅速脫穎而出，亦未受到孫中山的青睞。他在信念方面仍存在困頓與波動，乃至對清廷抱有甚多希望，曾在1907年給弟弟陳其采的信中寫道：“寄身海外，眷念祖國現在之狀態，十分恐懼。惟望內外官吏，對于政治勿騖虛名，而求務實，則漸有希望補救。黨派之猜忌，實最為害。”在信中，他還對清廷兩江總督端方及一些赴日的提學使寄以期望。

不過，在日本留學期間，陳其美不僅結識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等，亦結交了一批江浙籍的革命黨人如秋瑾、徐錫麟、張靜江等，以及當時的小字輩蔣志清，即后來直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蔣介石。這，為他今后的經歷和影響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生性風流黑白道

陳其美的嶄露頭角始自1908年。在前一年，兩廣、云南的起義先后失利，同盟會內部發生嚴重分歧乃至分裂，而光復會竟然自立門戶去了。與此同時，徐錫麟、秋瑾被清廷殺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挫折，幾乎停止了一切活動。由此，陳其美奉派從日本回國，負責聯絡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會黨，以重振旗鼓。

在上海，陳其美憑借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不僅創辦精武武術學校，聘請武術大師霍元甲為總教師，還動員大批江浙富商加入同盟會，諸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縵云等，甚至先后創辦了《中國公報》《民聲叢報》，并協助于右任創辦《民立報》。

陳其美最為倚重的一支有生力量便是秘密社團了，也就是威震江湖的青幫。青幫始自明末清初的秘密會社，其輩份以“清靜道德，文成佛法，仁論智慧，本來無信，元明興禮”排行，至晚清，這二十字已經排完，又加入“大通學悟”四字，以“大”字輩為最高。而陳其美便排行在“大”字上，在光復上海時，其幫會弟兄劉福彪率三千余手下擔當起突擊隊的作用;在隨后的內爭外斗中，其另一個幫會弟兄應桂馨(應夔臣)則充當了打手的角色。

陳其美在上海幫會中的勢力之大可想而知，而蔣介石的青幫淵源也是源自于此。事實上，這一幫會背景也為陳其美從事革命活動提供了相當的便利條件，甚至成為他在同盟會中樹立并鞏固地位的基石。對此，楊思義曾有這樣的記述：“上海的戲院里，茶館、澡堂里，酒樓、妓院里，無論哪個角落里都有他的黨羽。所以，一輩革命同志無論有什么活動，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會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做臺柱子。”另有如下記載：“陽為縱情聲色，以掩飾偵者耳目，外間僅知德福里為游宴之場，而不知為發縱革命決定大計之所在也。”由此可見，陳其美可謂是三教九流通吃，黑白兩道全占。

陳其美確實曾在妓院酒樓設立了秘密機關，據同盟會員張奚若回憶，在辛亥革命前，他與陳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頭接耳地說話。姑娘當然避開了，老媽子總不時進來倒茶、拿瓜子。這是我第一次進堂子，此后還在那里吃過幾次酒，也是陳其美請的”。至于強調“陽為縱情聲色，以掩飾偵者耳目”，似有矯情之嫌，因為在聲色之場難免會有兼而有之的行為。況且，陳其美似也不是潔身自好之人，至少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曾在上海《晶報》上，以筆名“寒云”連續三天刊載《辛丙秘苑》一文，記述其所見證的陳其美等人經常出沒于高等妓院，一邊狎妓，一邊策動義舉。

在辛亥革命后，陳其美甚至被封了個“楊梅都督”的綽號。說到“楊梅都督”，不能不提“都督”的來歷，其實這也與黑道手段有關。

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之后，上海旋即發動起義。陳其美為搶頭功，提前一天便帶領以幫會人員為主的數十人，去攻打清廷最頑固的堡壘江南制造局，以控制武器庫，在兩度失利的情況下，他竟只身進入制造局，試圖勸說總辦張士珩放棄抵抗，結果反被扣押。光復會領袖李燮和、商團首領李平書聞訊后，隨即率領光復軍馳援，并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縛的陳其美。在緊急情況下，起義者一面將陳其美送回駐地修養，一面推舉李燮和為臨時司令，并主持一切工作。

上海光復后，起義者開會推舉滬軍都督，而李燮和成為陳其美的最大對手，甚至連李平書也對大家推舉李燮和表示贊同。不過，陳其美竟然鼓動青幫弟兄大鬧會場，甚至揚言要用手榴彈與其同歸于盡，以遏制支持李燮和的聲音。最終，陳其美坐上了都督的寶座，而且推舉會議結束伊始，街頭就貼出了安民告示，上面赫然蓋著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大印，顯然他早就做好了掌權的準備。

雖然有此一說，不過史書將上海的光復往往歸功于陳其美。對此，孫中山不僅表示認同，而且對其大加稱贊，曾表示：“陳英士(陳其美)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后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省尤多也。”

在陳其美就任滬軍都督后，徐震直接致信勸其不要“冶游”“狎邪”，繼而充當“楊梅都督”。隨后，陳其美在于右任執掌的《民立報》上發出公開信，稱“軍興以來，大小之事，日數十起”，因此分身乏術，不可能在外“冶游”。不過，他同時承認：“昔日為秘密結社之故，偶借花間為私議之場，邊幅不修，無須自諱。”

事實上，在“生活作風”問題上，陳其美一直被同仁與后人詬病。

功過分明任評說

在辛亥革命前后，無論是對垂死的清廷，還是對復辟的袁世凱，陳其美均能身先士卒，乃至屢屢將自己置之于死地，堪稱一個狠角色。對于黨內，他依然慣用鐵手腕，甚至不惜痛下殺手。

在上海光復后，陳其美就曾派人刺殺李燮和，不過僅擊斃了其衛兵，李燮和算是躲過一劫。

攻克南京后，江浙聯軍參謀長陶駿葆抵滬訪謁宋教仁和黃興，然后前往滬軍都督府拜會陳其美。陳其美命令衛兵將陶駿葆槍決在都督府大堂上。陶駿葆的哥哥陶遜為此發出電函，指責陳其美“同類相殘”。

最為引起轟動的，還是陳其美指使蔣介石制造的“陶成章遇刺案”。

陶成章是光復會領袖之一，在辛亥革命前，他負責光復會聯絡蘇、浙、皖、閩、贛五省的會黨工作。陶成章幼時受過嚴格的舊式教育，對賭博、狎妓等陋習堪稱深惡痛絕，乃至不分場合與對象予以直言不諱。據李凈通回憶：“陳其美在日本時，陶成章曾當著孫中山面前勸陳其美戒嫖戒賭。陳認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

在上海光復后，陳其美登上滬軍都督之位，進而又覷視浙江都督一職。不過，當時眾人有意推舉陶成章主政浙江。與此同時，陶成章設立了“駐滬浙江光復義勇軍練兵籌餉辦公處”，也就是公開在陳其美所轄的上海進行籌餉、募兵、練兵，這無異于給自己埋下禍根。

對陶成章執行刺殺任務的，正是陳其美的左膀右臂、時任滬軍第5團團長的蔣介石，以及蔣的舊友、綠林出身的王竹卿。事后，孫中山聞訊十分氣憤，登報指責這是在“挾私復怨”“擅行仇殺”，并下令“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憤”。很快，王竹卿就被緝拿歸案并處以極刑。蔣介石則在陳其美的庇護下，遠渡日本避禍。在1945年10月，上海勝利出版社發行鄧文儀《蔣主席》一書，其中第八章的標題為《槍殺陶成章》，文中稱是蔣介石親手“一槍把他打死”。鄧文儀是黃埔一期生，又在蔣身邊做過八年侍從，其言足以據信。

再說孫中山在第二次流亡日本后，深感失敗原因是黨內意見不一所致，提出“毀黨造黨”的主張，并改組成立旨在統一意志的中華革命黨。陳其美作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出任黨總務部長，并利用自己的幫會經驗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入黨手續，并且要填寫誓約，包括“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字樣。另外，如果某黨員叛黨，除本人要被處以極刑外，其介紹人也要負連帶責任。

實事求是地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其美的鐵腕手段無疑對整頓黨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他在辛亥革命初期網絡在滬軍都督府下的人物，如黃郛、蔣介石、何應欽、戴季陶、邵元沖、吳忠信、張群、陳果夫等，均堪稱后來國民黨的中堅。

也就是說，陳其美不僅為國民黨的崛起遺留了政治遺產，還培養了一批中堅力量。不過，其剪除黨內異己的手段也堪稱觸目驚心，成為后人詬病的又一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