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我們都知道，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是位草根皇帝，做過游丐，當過和尚，沒有喝過多少墨水，文化素養不敢恭維，但他卻成為古代帝王中難得的敢于批判古先圣賢的人，《嚴光論》就是其代表作。據悉，這篇收入《明太祖文集》題名《嚴光論》的文章，是朱元璋撰寫為批判東漢高士嚴光所作所為之“大作”。

嚴光何許人也？原來，嚴光少有高名，曾與光武帝劉秀同學。東漢開國后，他改名變姓，隱居鄉野。光武帝派人到處尋訪，終于找到他：披著羊裘，垂釣澤中。光武帝派特使專車，“安車玄纁”，將老同學接到洛陽。嚴光卻在館內高臥，不愿拜見皇上。光武帝只好屈尊去見老同學，并道：“咄咄子陵，為何不肯相助？”嚴光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答：“帝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劉秀只得上車嘆息而去。后來，光武帝再拜老同學為諫議大夫，嚴光堅辭不就，歸隱富春山中。后歸故里，80歲卒于家。詳見《后漢書·逸民傳》。

在古代中國“官本位”至上的國度里，有官不當、辭官不做，已屬難得；能堅拒帝王再三之聘，毅然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更為難得。所以千百年來，嚴光被傳統知識分子奉為精神偶像：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北宋范仲淹就極為贊嘆：“云山蒼蒼，江水茫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也許對嚴光，不同人會有不同理解：不官迷心竅，不汲汲功名利祿，不攀龍附鳳，等等。但有一點認識卻是共同的：獨立自由之精神。可以說，歷代都有知識分子追求自我邊緣化，隱居不仕，過無官一身輕生活的隱士夢想。嚴光儼然成為了其中的佼佼者或代表者，受到不少人追捧和褒獎。故歷代帝王大多不僅能容忍，還常常予以表彰。

然而，在朱元璋看來，嚴光的所作所為卻是十分大逆不道。朱元璋在《嚴光論》中明確表示，“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于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凄巖濱水以為自樂。……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釣者君恩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

細細分析朱元璋這一段話的含義，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他時時處處表達了其執政理念和道德標準：君主是臣子和百姓的救星，凡是不與君為伍者就是忘恩，凡是不與國合作者就是犯罪，皆為不可饒恕的罪人。

因此，朱元璋不僅口誅筆伐了嚴光，還以設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這一史無前例的罪名，來嚴懲現實中的“嚴光之徒”。據朱元璋欽定案例匯編《大誥》記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士人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被誅殺，籍沒其家。御筆親批：“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于是乎，連惹不起躲得起的自由也被徹底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