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志》中一直被司馬懿、華歆等輩評為“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的諸葛亮，或許因為“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而不配稱為一個膽略過人的雄杰家，甚至因為不懂《左傳》中最淺顯的道理——“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終遺“譙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禍，而不配稱為一個“智慮無方的術家”。但是諸葛亮卻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藝深明的儒學家、應對捷疾的口辯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辯才，堪稱獨超眾類，比肩蘇、張，在同一時期無人能出其右。“鐵腕治蜀”和“縱橫捭闔”形成了他賴以飛翔的雙翼，使他在波譎云詭的政治、戰爭之海中總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辯才作為實現謀略的重要手段，在諸葛亮暢言《隆中對》、力促孫劉聯盟與及回書斥王朗的佳作《正議》中一再地被加以運用、發揮，其高度的藝術性、思想性和屢試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擊節喝彩。

一， 諸葛亮賴以“舌戰群儒”的十條金科玉律

拋卻《三國演義》這部“姜尚渭水釣文王”的自我炒作之書不談，單觀《三國志》及《魏略》兩部書，就不難發現諸葛亮言談之奧妙。他具體的“作戰”方式是：與有智慧的人物說話，要見聞廣博;與見聞廣博的人說話，要圓通善辯;同善辯的人說話，要提綱挈領;同自矜高貴的人說話，要憑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說話，要境界高遠，言辭豪邁，摒棄世俗;同捉襟見肘、窮困潦倒或職位低下的人說話，要動之以利;同好戰之人說話，要彬彬有禮;與勇武之人說話，要豪膽果斷;與愚鈍、不開化之人說話，須鋒芒畢露。與身居高位的人說話，必須談奇特的事來打動他。這十條金科玉律，其實早在《鬼谷子-權篇-第九》中已有所錄，原話為：“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辨;與辨者言，依于要;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于利;與賤者言，依于謙;與勇者言，依于敢;與愚者言，依于銳。”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義，只述大略，未盡詳實。譬如對于文中“與富者言，依于高”的這個“高”字，資質低劣者未免會以為'高’字僅僅代表高深玄奧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辭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說：“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尤其是在亂世之中，梟杰奸佞是最善于偽裝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對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貴者？連對方底細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據鬼谷子的口訣出招？孔明先生則不僅對該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個關鍵字做了全面而系統的解釋，更對如何識別、判定這十類對手寫下心得，載于《七略》。即：“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資之以謀以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以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觀其信。”運用此七種策略察人觀物，不惟可以探知對方性格、品質、才情如何，甚至連他的社會關系、家庭背景、生平履歷也都能了如指掌。

二，諸葛亮縱橫捭闔的實戰案例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擬演練，是在南陽草廬之中。他縱論天下大勢，詳略得當。這其中有規諫，譬如指出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告誡“此誠不可與爭鋒”;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東孫權，三世基業，“國險而民附”，“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談及荊州，諸葛亮對其戰略區位優勢贊賞有加：“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荊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論及益州，諸葛亮更是神采飛揚，“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諸葛亮對未來主人劉備的政治號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評價：“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綜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時，孫權南借地利，劉備獨據人和，只要再“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一旦時機成熟，“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無怪乎劉備聽罷，“與亮情好日密。”

在他給劉備的申論《隆中對》里，沒有一句空話套話，從頭到尾都扣緊了兩個字：霸業。這份宏論中的“實在勁”，在當時來看，除了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無人可比。按理說儒家講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卻句句離不開怎么教劉備獲取“事功”，這不是因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時而動、因人設謀的道理。試想一個“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梟雄，要想“伸大義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當然是地盤。這個時候如果對如何攻城略地絲毫不提，大作官樣文章，對窮困潦倒的劉備復有何益？諸葛亮如此言辭，正是對《鬼谷子》中“與貧者言，依于利”這一口訣的絕妙運用。

孔明先生的第二次親身實戰，始于劉備兵敗長坂，待吳救援之際。他見到孫權之后，先是說了這樣一句開場白：“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僅僅一句話，就起到了三個作用，其一，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劉備新敗之后，狼狽不堪的窘態。其二，抬高孫權身價，間接道出張魯、韓遂、馬騰、劉璋等輩無法與其相比。其三，拉孫權下水。指出當今對江東基業威脅最大的就是曹操，不聯劉抗曹則無以自存。緊接著便開始向孫權確認信息：“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諸葛亮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雖說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對“淮泗將領”掌控東吳軍政，其核心要員程、黃、韓、蔣等人從不輕易妥協的狀況有所了解，但畢竟只是風聞。所慮者，乃是萬一孫權懷有異議，不能與“淮泗將領”同心同德，又或其年輕怯懦，魄力不如其兄，故此試探。

孫權佯裝年輕氣盛，出口駁道：“茍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諸葛亮何等機智，到此已知孫權決意抗曹，只是有些話迫于他根基不穩，不便明言，要借自己這客居江東的人來說出口，于是便毫無顧忌的說道：“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兩句話又是“與富者言，依于高”這一口訣的淺用。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劉備。其二，指桑罵槐，敲打“流亡北士”。其三，討好周瑜、甘寧等淮泗將領。孫權見諸葛亮竟能讀得懂自己外交辭令中的潛臺詞，自然心下大喜，遂順著他的話語繼續敲打張昭、步騭、陸績、虞翻等人，道：“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于人，吾計決矣！”至此，相信江東主降派的理論根基已被撼動，難持異議。

江東抗曹之心既定，鷹派已在氣勢上占了八成贏面，諸葛亮素知周瑜“文武籌略，萬人之英”，手下能臣干吏又不勝枚舉，遠非己方可比，生怕其“吞劉抗曹”，而非“聯劉抗曹”。于是極力彰顯己方的戰略構想和利用價值，娓娓道來：“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散，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

此段話不僅要言不煩，而且句句切合“與貴者言，依于勢”的要義，聽得孫權拍手稱快，周瑜的戰略構想也從先前的“吞劉抗曹”暫時變為“聯劉抗曹”。關于孔明先生的口技，最出彩的還是回書罵王朗一事。魏國大司徒王朗勸降許靖不成，又來攛掇諸葛亮背反蜀漢。諸葛亮遂擬寫《正議》，訓斥王朗，嚴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場：“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后永戒……”這段寥寥數百字的檄文，正是羅貫中塑造“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這一文學掌故的原料。在演義中，諸葛亮對王朗“順潮流，識時務”的“高論”嗤之以鼻，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譏，痛斥王朗違背人倫臣綱，疾言厲色，窮追猛打，如秋風掃落葉。王朗愧憤難當，竟倒撞馬下，被活活氣死。事實上，無論是史實還是演義，都從側面凸顯了諸葛亮對“與愚者言，依于銳”這一口訣的駕輕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