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以用法嚴峻著稱，但奇怪的是，被諸葛亮“嚴刑峻法”懲罰過的人，卻在聽說諸葛亮去世時都垂淚涕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作為《三國演義》中重點描述的主角之一，諸葛亮傳奇色彩的背后，隱藏著高人一等的處世哲學與治國智慧。史書記載，諸葛亮于漢靈帝光和四年出生于瑯邪郡陽都縣的一個官吏之家。諸葛亮3歲時母親章氏病逝，諸葛亮8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后來東漢朝廷派朱皓取代諸葛玄職務，諸葛玄就去投奔荊州劉表，安家于南陽郡鄧縣，在襄陽城西20里，就是諸葛亮高臥的隆中之地。

諸葛亮本是布衣，躬耕于南陽，他怎么就一步登天做了劉備集團的“二把手”呢？諸葛亮的上位，來源于一次極為成功的“面試”考核，這場面試后來被載入史冊，成為后世無數讀書人求職的“金牌”攻略，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三顧茅廬”。

草廬中的“隆中對”，讓諸葛亮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自己的遠見卓識和過人才干，使得劉備感激涕零，攜諸葛亮回歸新野。先是跟隨劉備輾轉創業，后又托孤輔政20余年治理蜀漢。從法律的視角重新解讀這位卓越的政治家，可以領略他鮮為人知的法律智慧。

在“情”與“法”

兩個雞蛋上跳舞

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諸葛亮，早已被歷代史籍所稱頌和被后代各階層人士所推崇，但他作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成功的法治實踐家的巨大成就，卻尚未被人們廣泛地熟識接受。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與“人治”始終是一對矛盾。同樣是出于維護政權的需要，儒家系統強調的是人治，法家系統強調的是法治。

但所謂人治，并不是不講原則，儒家所主張的“道”，就是他們所理想的社會原則，《論語》中提出“守死善道”，荀子則明確說過“從道不從君”“從道不從父”。但他們立足于宗法血緣關系，又主張“尊尊”“親親”，所謂“尊尊”“親親”就是講“情”。所以當“情”與“法”相沖突的時候，他們就只有讓“法”屈從于“情”，孔子就明確地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謂“隱”，就是包庇。因此，在整個封建時代，徇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現象，讓國家的法規很多時候成了一紙空文。

所謂“法治”，核心的特點就是排斥“情”的干擾作用，中國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張，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也曾極其明確地強調：法律是“全沒有感情的”。但是完全地拋棄“情”，又是違背人類天性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的輿論上，法家并不怎么受歡迎，連司馬遷也批評他們“刻薄寡恩”。

比較來看，無論是過于“人治”，還是過于“法治”，對于整個國家的長久穩定都不是好事，但是其中的“度”，千百年來很少有人能夠把握，就像“在兩個雞蛋上跳舞”，踩碎哪個都會引發嚴重的后果。而諸葛亮治國思想中最大的特點，恰恰是做到了既嚴于法，又重于情。

作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諸葛亮，在東漢末年軍閥混亂、諸侯爭立的時代，在他跟隨先主劉備輾轉創業，后又托孤輔政20余年治理蜀漢的政治和軍旅生涯中，形成“德主刑輔”為主，仁政與法治并舉，恩德與威嚴兼用，以正統儒家思想為核心、法家思想為手段的完整系統的思想體系。

內儒外法、厲行法治、適勢定法、并存剛柔、執法嚴明、寬嚴有度、刑不擇貴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執法準則，既是其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顯標志。

危急時刻，方顯英雄本色

雖然諸葛亮在劉備集團很早就居于高位，但真正掌握大權，成為實質上的“一把手”，是在劉備去世之后。

夷陵之戰后，蜀漢內外交困，形勢愈加危急。曹魏從北方窺視，欲乘蜀之新敗加以攻滅；孫吳扼守荊州，使諸葛亮不能東向。以匡扶漢室旗號起家的蜀漢茍安一方，進退兩難。內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錯綜復雜，特別是益州舊地勢力待機而行，樹欲靜而風不止，領受先主遺詔的諸葛亮十分清楚當時的局勢。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推行法治、增強國力、鞏固政權已成為蜀政的迫切要求，諸葛亮這時總揆百官、獨擔大任所面臨的任務就十分艱巨。同時也應看到，正是因為局勢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難為，方顯出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可貴的亮點。

建國之初，諸葛亮受劉備之命，會同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共造《蜀科》，開始了立法工作。由于文獻無征，我們今天已無從知曉《蜀科》的具體內容。不過，有學者利用其他材料進行推測，我們可以據此窺知《蜀科》的大略情況與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時，諸葛亮還曾作“八務、七誡、六恐、五懼”，皆有條章。

治軍方面，則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禁，并且對這“七禁”作了詳細說明，有此者斬之。這樣，諸葛亮的法治政策就有了法律條文上的保證，首先做到了“有法可依”。

諸葛亮急癥猛藥，重典治國，時人譏為“惜赦”，即在赦免他人罪行方面十分吝嗇。面對這種非議，諸葛亮溯古察今，闡明隨便赦宥的危害，要求赦不妄下，體現了其法治的嚴肅性。

誠然，赦宥作為調整社會矛盾的一種手段，有時也會起到收攏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去嚴明法治，公平賞罰，而只寄希望于通過頻繁的赦免來求得臣民歸心，那只能是舍本逐末，根本無法消彌固有的矛盾，反而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歷史上這類教訓很多，諸葛亮之前的劉表如此，其后的后主劉禪也是這樣，這也就是老祖宗“治亂國用重典”政治智慧的最好體現。

嚴刑峻法下的人性光輝

諸葛亮以用法嚴峻著稱，但奇怪的是，被諸葛亮“嚴刑峻法”懲罰過的人，卻在聽到諸葛亮去世時都垂淚涕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在具體的案例中，就能看到諸葛亮可貴的執法精神與方法。

比如我們都能熟知的“揮淚斬馬謖”，就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諸葛亮與馬謖關系非常好，在平定南部的少數民族時，馬謖還曾提出過極有益的建議，馬謖是諸葛亮極為看好的青年俊才。但是因街亭的失責，諸葛亮堅決地依法將其處死。另一方面，在他死后，諸葛亮又“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以至于使“十萬之眾為之垂涕”。

再從諸葛亮整個政治上看，他在蜀國以“立法施度”、“科教嚴明”著稱，所謂“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他的這種做法，得到百姓的擁戴，據陳壽說，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州和益州的老百姓，說起諸葛亮時，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何以會如此呢？陳壽總結說：“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又引孟子的話說：“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所謂“用心平”也即“開誠心，布公道”，就是清楚地表明嚴格的執法，是出于國家的利益，而非出于私心私利。所謂“勸戒明”、“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人”，就是對被處罰者來說，也使他能清楚地明白，嚴格地執法，是從根本上對他的關愛和維護。

在馬謖被斬之后，諸葛亮未株連家人，而是將馬謖的后代視若己出，安頓好馬謖的家庭生活，實現了“情”與“法”的交融。

在一個本質上“非法治”的時代，諸葛亮能夠“依法治國”，如同淤泥之中盛開的蓮花，十分了不起。諸葛亮不但做到了保證法律的正常運行，堅決用法律來治理國家，還做得非常好，數千年歷史，就此一家，別無分號。

陳壽評價諸葛亮是“用心平而勸誡明”。“用心平”就是公平，“勸誡明”就是公開。雖然諸葛亮用法嚴厲，卻造就了一個三國中治安最好的國家，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法律智慧也值得后人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