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變亂，魯鈍無成，民德日頹，隱患無窮。當茲倫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墳階下，吾心安矣。”這是馮庸在1971年70歲之時，所立遺囑的開頭，沒有華麗多彩的辭藻，沒有戎馬征戰的回憶，有的只是一個老人臨終前最簡樸的囑托，而通過這樣一份遺囑，人們也可以了解到一個曾經無限風光的老人晚年生活的點點滴滴。

晚年定居臺灣，馮庸的生活用嚴謹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他對社會紙醉金迷的風氣嗤之以鼻，甚至還教育學生不要腐化墮落，就是這樣一個有些固執的老人，在年屆七十的時候，寫下了15條遺囑，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同時也將自己的后事安排妥當。

學生為主展示另類師生情誼

馮庸晚年的生活十分嚴謹，甚至有些單調與枯燥，對于社會上的種種風氣，馮庸不參與，也看不慣，不但如此，他還教育那些在身邊的學生，不要參與其中，甚至還會拿出老校長的派頭當面批評學生。

每年的8月8日，在臺灣的昔日馮庸大學的師生都會照例舉行一次校慶聚會，這每年一次的聚會已經成為這些老人緬懷早已不在的馮庸大學唯一的方式。然而，隨著臺灣經濟形勢的不景氣，馮庸對于這樣的聚會開始猶豫起來，有一年校慶前夕，馮庸提筆給學生劉毅夫寫了一封信，信中寫到：“我們都是老年人了，已經沒有新的活力、思想和觀點了，大家聚在一起也只能是回憶昔日的榮譽而已，我看今年的聚會就不要組織了。”就這樣，馮庸大學師生每年的校慶聚會終結了。

在馮庸的晚年生活當中，學生是主角，他的財產也都是托由學生保管，而在馮庸的遺囑當中，很多事情也都是交由學生辦理。遺囑的第5條寫到：“余之先進，均為親友贈予，委存春城弟(華春城，馮庸大學學生)處……應償還許邦友(馮庸大學學生)兩千美金。 ”遺囑的第14條中，也是要求馮庸大學學生夏爾康為馮庸撰寫墓碑題字，而遺囑的最后一條中，馮庸欽點了9人來料理他的喪事，這9人除了馮庸的四弟之外，皆為馮庸大學的學生。由此可見，晚年的馮庸與學生們的感情是很難用語言形容的，而這樣的感情也來自于他對馮庸大學難以割舍的感情。

在馮庸的遺囑當中，第2條寫到：“余曾盡忠國家，以廉勤公正為矢;亦曾盡孝民族，以明恥施教為的。 ”這兩句話，前一句是說馮庸的從軍經歷，而第二句則是講述自己創辦馮庸大學。在馮庸看來，這兩段人生經歷，是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盡忠盡孝的重要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事情。如今，馮庸大學已經成為歷史名詞，馮庸唯以這些身邊的學生來懷念自己無法忘卻的馮庸大學。

為何馮庸囑托學生料理后事而不是自己的兒女？這恐怕是馮庸晚年的遺憾所在，子女高中畢業之后，便被母親龍文彬全部送往美國留學，后來便留在了美國，也就是說馮庸一生最后的生活當中，子女皆不在身邊，讓老人感受到了一絲的凄涼，他在遺囑中特意寫到：“在美之子女不必通知，彼等現非中國人，亦不必知中國人的事。 ”

淡泊名利遺囑之中提出“五不”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晚年的馮庸完全可以靠著自己昔日的功績而坐享天倫之樂，但是馮庸沒有，他的晚年生活雖不至于說貧困，但是著實清苦。

馮庸晚年的資產加在一起23萬新臺幣，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學生為其捐贈的，馮庸遺囑中提到償還許邦友的兩千美金，便是許邦友每年贈送給馮庸的生活費。除了許邦友之外，馮庸還讓華春城將別人捐贈的財物盡力償還，“其他贈款，恕不能還，剩余三四萬臺幣則作棺運埋葬之用。”統統算下來，馮庸在70歲時的家產也不過區區十二三萬臺幣。

馮庸為何如此清苦？如果真的要找原因的話，只能怪馮庸自己。 60歲的時候馮庸賦閑在家，當時陳誠通過關系將馮庸安排到臺灣電力公司擔任董事，但是馮庸卻拒絕了這番好意，因為當時電力公司有規定，馮庸的年齡已經不再符合擔任董事的條件，一生嚴謹的馮庸自然不肯接受這個聘書。無奈之下，最終電力公司聘任馮庸為電力公司的顧問，馮庸這才答應。在遺囑中回憶這件事情時，馮庸寫到：“月領俸給數千……申謝救生濟貧之意，歿世難忘矣！ ”

馮庸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能夠擔任顧問，完全是電力公司的“特殊照顧”，他對這樣的恩情沒齒難忘，但是他不曾想到，只要他想，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功績和資歷，換取更富足的物質生活。

馮庸生前對自己如此要求，對自己的后事也是這般要求，在遺囑的第4條中，馮庸便寫到：“余歿后，不發訃聞，不登啟事，不設奠祭，不受任何賻贈，尤不刊揭生平事略。 ”而在第10條中則囑托到自己死后要在十個小時內入棺，二十四小時之內埋葬。如此這樣一個淡泊名利之人，實在是讓人不得不心生敬佩。

事無巨細房租墓地皆有要求

在馮庸的遺囑當中，對于自己一生的回顧可以說是寥寥數語，這符合馮庸的性格，而在對后事的安排當中，馮庸卻花費了大篇幅來交代，從棺材到墓地，從墓碑到遺物，馮庸都親筆寫下了安排。

在其遺囑的第7條中寫到：“現住房年租兩萬，業已付清，設未住滿，不得索回部分房租。”而在對自己的生活用品上，馮庸則希望送給自己的四弟媳，由她分給大家使用。對于自己的棺木，馮庸則是要求薄棺一口，以“四書五經墊于腦后，手杖置于身側，著平日服裝即可。 ”

對于自己的墓碑，馮庸希望由自己的學生來題字，除了對題字的內容做了要求之外，馮庸還對墓碑的大小、刻字的深淺做了詳細的要求，很難想象一個七旬老人是如何能夠將事情安排的如此之細。而在對后世的安排之中，馮庸也為后人留下了一個至今未能解開的謎團。

在馮庸安排墓地的使用情況時，將其所購買的一塊墓地分給了張夫人和吳夫人，但是馮庸在遺囑之中并沒有具體說出這兩位夫人是何許人也。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給出答案。

為國盡忠馮庸一生不變追求

縱觀馮庸的一生，可謂是光輝無數，他在東北乃至全國聯手辦的一些大事，對整個中國的歷史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回顧這些大事，無一不是馮庸為了祖國的統一與強盛，而晚年的馮庸亦是如此。

由于經濟形勢混亂，當時臺灣充斥著太多的“偽慈善”活動，雖然馮庸對于臺灣當時的社會風氣十分反感，但是遇見捐款的事情馮庸卻是毫不遲疑。一次，馮庸通過新聞得知了一個募捐活動，他打電話給掌管自己財務的學生華春城，囑托他捐出新臺幣20萬。當時華春城并沒有遵照馮庸的囑托去辦理相關事宜，后來馮庸幾次催促之后，華春城開始勸馮庸不要捐出這筆錢，讓他給自己留下一些“過河錢”，但是馮庸卻不以為然，他告訴學生自己的月俸已經足夠自己的生活，堅持讓華春城辦理捐款一事，無奈之下，華春城只得捐出20萬新臺幣，而那時的馮庸，所有的資產加在一起，也不過是23萬新臺幣，而23萬新臺幣當時僅僅夠一套房子的10年房租而已。

馮庸如此慷慨，源于他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他在遺囑的第2條中寫到：“自‘九·一八’迄今，我中華民族忍受無數巨創，忍受無限難堪，希望有血氣的后人能夠報仇雪恥。中國同胞受屠殺于日本，文物毀失，此等恥痛。刻骨銘心，祈禱國人不要忘記。”

或許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馮庸這份情懷，即便相關的宣傳鋪天蓋地，但是作為歷史的親歷者甚至是締造者，馮庸對國家、對民族、對和平、對統一的那份特殊感情，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重建馮庸大學是馮庸一生的心愿，但遺憾的是這個心愿直到老人去世也沒有能夠完成。為了能夠讓老人更加安心，馮庸的外甥張文琦在海城修建了一個“馮庸大學歷史及漢卿兄弟紀念館”，里面講述著馮庸大學從創建到解散的歷史，而在這歷史的背后，體現的則是馮庸對和平統一的那份向往。

張文琦說：“老人的遺憾我已經無法彌補，只能通過這樣一個紀念館來警示后人，呼喚和平統一，這是對馮庸先生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