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6年前的今天，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被秘密殺害。李大釗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張作霖是綠林出身的大軍閥，在風云變幻的1927年，張作霖下令絞死了李大釗。這個歷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歷史書上記載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們詳細觀察一下歷史的細節和因果，結論似乎沒有那么簡單。張作霖在殺害李大釗時面臨極大壓力，而最后下決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認為自己有可依賴的證據。近年關于李大釗之死的檔案陸續公開，特別是蘇聯解體后一些共產國際檔案也大批面世，關于那段歷史的真面目，已經能大體勾畫出來了……

突然發動北京政變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個特殊身份長期并沒有受到應有的認定，正是他本人在國民黨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這不同于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知道，馬克思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必須是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才能成功。俄國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和輸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失敗后，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李大釗最早與共產國際人員的聯系下，共產國際派來特使幫助成立的。而李大釗并沒有出現在前臺，他實際還有一個共產國際在中國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對于中共是否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陳獨秀和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決。而李大釗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的立場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釗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蘇聯駐華大使越飛及后任大使、共產國際在華的實際負責人加拉罕聯系。

李大釗從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產國際和蘇俄國家利益的總戰略為目的，比如，他在國共合作的溝通工作，在吳佩孚和馮玉祥等地方軍閥與蘇俄關系上，一直是重要聯系人，他并不單單以共產黨代表身份出現，而是以代理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的身份進行溝通。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這種模糊了國家概念的身份很難認定。

李大釗曾參與了蘇俄和吳佩孚直系軍閥的秘密談判，一度使吳轉向左傾，但是李大釗最成功的秘密活動是轉化馮玉祥支持南方國民政府。馮玉祥和李大釗在辛亥革命期間就曾經合作過，秘密策劃反清起義，結下很深友情。蘇俄對北方軍閥中的馮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為李大釗的工作。

1924年，在直奉軍閥大戰中，馮在南方國民黨和蘇俄暗中支持下，突然發動北京政變，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勢單，請了段祺瑞來臨時執政。不過馮還是堅持促成了孫中山北上。當時，蘇俄對中國建立紅色政權抱有很大期望，并在軍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蘇聯使館不受《辛丑條約》保護

蘇俄最早授勛的五個元帥，兩個相繼被派往中國，一個是布留赫爾，即著名的加倫將軍，后來北伐戰爭基本由此人指揮，另一個是葉戈羅夫，以元帥軍銜任駐華武官，負責中國北方軍事。從1924年起，蘇俄軍事援助就不斷支持馮玉祥，派去軍事顧問團，當時鄧小平就是以鄧希賢的名字被直接從蘇聯派到馮的部隊。而李大釗則是馮和蘇俄的最重要的聯系人。馮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北方軍閥的一致反對。1926年初，張作霖的奉系和吳佩孚的直系聯合起來，驅逐了馮的軍隊，雙方進行大戰，而同時國民黨也開始北伐，全國進入全面混戰。

1926年4月，張的奉系部隊控制北京，成立安國政府，作為與馮玉祥部隊和南方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聯系人，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產國際的代理人，李大釗當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對象。李大釗帶領全家立刻躲到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原俄國兵營院內。

根據《辛丑條約》，使館區中國軍警不準入內，享有治外法權。以前，康有為、梁啟超和后來搞復辟的張勛等，都到那里避過難，從沒發生過問題。而這次，李大釗實際是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一起搬到了蘇聯使館，這在國際法上不很占理。

這種現象首先引起其他國家駐華使館的不滿和懷疑，日本使館和法國使館人員相繼發現蘇俄使館軍營中國人來往頻繁，夜間也經常大聲爭論，舉行會議。他們秘密報告了張作霖的安國政府，很快京師警察廳就派來密探，裝作三輪車夫等監視偵查，并跟蹤相關人員，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釗在北大的學生，1923年入黨，任過中共北京市委的宣傳部長等職務，李大釗躲進蘇聯使館后，他直接負責李大釗和外面的交通聯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將蘇俄軍營內部情況全部招供，換來秘密釋放。當時南北處于戰爭狀態，李大釗的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軍火，而且蘇聯很深地卷入中國內戰，這對北方政權威脅極大。張作霖函商外國領事團，因為蘇俄革命后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領事團認為蘇聯使館不受《辛丑條約》保護，默許張的軍警入內緝捕暴亂人員。

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余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里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系證據和指令。

后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張作霖認為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一、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系;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李大釗在被捕后，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

李大釗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各方都有營救行動，特別是北洋政府前高級官員，如章士釗、楊度、梁士詒和北大校長等都出面說情，張作霖也猶豫不定。他為此給北方軍隊前方的重要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六位發電征詢意見，除了閻錫山沒有回復，其余都主張立即正法。當時報刊也記載前方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死者不知若干，今獲其黨首要，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將士？另有一種說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來電主殺。張作霖綠林出身，對蘇聯和日本等國本都不買賬，他認為李大釗是“俄奸”，在戰爭狀態，更是唯認武力至尊，對前方將領的意見更為重視，所以很快就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悉數執行死刑。

李大釗被殺后，張作霖曾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并請中外人士參觀，但是張作霖的政權很快倒臺，翻譯整理出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書，只印了極少冊數，目前已經很難找到。我并沒有讀過這本書，所以對李大釗的死，還不敢妄下結論。